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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垛》讲的是三个女人：米子、乔和米子的女儿小臭子的故事：米子美丽性感，生长在紫花遍地的乡村，却并不稀罕下地种棉花。每年九月，她都收拾干净，抹亮头油，到棉花地找一些年轻的花主，过夜要棉花。她的女儿小臭子，虽只活了二十几岁，但母亲的浪漫经历，她在十岁时就已经在半是游戏，半为认真的“过家家”中，和乔一起完成了。她比起母亲，可说是生不逢时，第一次结扎好里外三新的棉衣袄裤，就赶上日本人把炮弹扔到了保定；她没能和母亲一样钻成花地，却在比母亲更危险的游戏中把自己年轻骚动的生命，交给了那些爱自己，或利用自己的人们。她实在没见过更大的世面，她只是从乔那里，学会了观察鸡“配对”，又从瑞典传教士班得森那儿，第一次知道了“淫乱”，并很神秘的了解到，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男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她到夜校去凑热闹，当老有爹说：“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见男人就脸红就低头，整天围着锅台转，讲三从四德，这都是封建，封建就是主张把妇女先封住”时，她竟忽有所悟，以为自己的“配对”游戏才从来都是反封建的。她对自己的死不明不白，尽管在死的瞬息之前，她还处于男女交欢的极度兴奋之中。 其实，这正是铁凝小说的一个特点——写的是年轻女性中并不“安分”的那部分。米子年轻的时候，或年幼时的乔也确乎都具有这种特点。顺便提一句，那位过早死去的已经是妇救会主任、青联抗干部的乔，成年后对生活做了超出寻常百姓的选择，把自己融汇在舍生抗日的大潮之中，但铁凝笔下有光彩的人物，其与众不同，往往表现在她们个人生活的天地十分狭小。 在中国，女性与众不同的程度，常可以从她性开放的程度得到反映：铁凝在小说中对女性有关内容的揭示，近年来始终处于逐渐开放的过程之中。1983年发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女性的开放还只在穿衣打扮的物质层面。一件红衬衫穿在中学生身上，就引起了当时还习惯于青是蓝天，绿是大地的既质朴，又简单、闭塞的小乡镇人的轩然大波。1986年，当中篇小说《麦秸垛》开始把笔触伸向农村的年轻妇女，写她们忍不住生命激情的诱惑，在种种犯罪心理的怂恿之下，品尝生命最原始也最新鲜的果实时，评论界和读者群立即对这个敏感带表示了共同的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对各种新奇事物的适应能力极大，到1989年初，人们对小说中表现性意识、性行为的情况，已不再视为禁区，而铁凝的《棉花垛》也一改往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开始在小说中把性当作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写姑娘们程度不同，实质却完全一样的既要表现自己，又要满足各自内心和现实愿望的生活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个写身份不同，生活要求却基本一致的故事，为我们在广阔的社会层面，认识不同人各自的复杂心态和日常行为，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里有个涉及铁凝小说观念调整的事件需要提及。 1986年夏天，铁凝作为一个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短期滞留在北欧。一次在奥斯陆民俗博物馆的绿色庄园里吃午饭，对异国的人和物仍感陌生的铁凝，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婴儿的哭声：“这哭声使我感到那样亲切，因为它实在就是我在华北平原的土坑上听见的那种”，她感叹，“原来全世界的小人儿都是一样的哭法”（铁凝：《我尽我心》，《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这使她动情，也使她深思，并引导她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现人类的共性，并进一督明确，不论你我他今天的具体情形如何两样，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却完全相同。这种认识是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又一次抽象，抽象的结果表现在她的小说里时，小说的故事叙述起来就更加冷静，叙述的内容也就更向普通人贫乏单调的生命中最有色彩的部分靠拢。无论对于怎样生活水准的人，这部分生活都同样具有震憾人心的神秘作用。在这里，作家对世界的诸多哲理性思考，也就随着故事中不断跃动着的生命的最基本节奏，展开了它应有的情节和内容。铁凝的小说发展到此，有三个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她的故事始终发生在以平易市为中心的中国华北平原的乡镇村落，而作家一人的生活经历、视野所及却早已遍布现代都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常人不太容易企及的世界各地；二是限于小说故事所规定的生活环境，书中的人物实际是生活在大多读者并不熟悉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风土，习俗和沿袭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特定节奏之中，与之相对，小说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故事，却基本发生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风云突变的短短的几十年里；三是在作者迄今为止的诸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棉花垛》等几篇引人注目的小说中，令人过目不忘的都是在这个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卓然不群的年轻女性形象。 上述情况，为铁凝提供了如下便利，即在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作家能更自如的在坚实、平缓的故事叙述中，加入虚构的成份，使她有机会，不动声色的把自己在其它环境中的思考，通过故事冷静、客观地表现出来。具体地说，铁凝的小说开始更执著于她的以平易市为中心的中国华北平原的乡镇村落，在人们已渐渐厌倦了的田园牧歌之后，通过她小说中的女性，去追寻。虽然属于某一特殊地区，却能表现人类共同命运的生命主题。 如果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那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去写小城春秋、死水微澜的话，发展到1986年的《麦秸垛》，作者就已经开始了她认识调整后的新创作。她开始对乡村中各种虽属于正常，却不无病态的乡民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性意识、性行为，做更为大胆细致而又饱含热力的表现。如同1988、1989年前后文艺界的许多现象，她开始在更明显的故事虚构中，真正创造出了一个既生动可感又超然不群的活人世界。 小说中的人物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棉花垛》的故事中，小臭子不再如她的母亲般美丽，她更像是一个在黄泥的跌打挤压中浑然天成的女性，在时代的大潮，乡间的旧俗和个人再也无法控制的生命热流的共同冲击中，混合了连她自己也预想不到的抗日献身行为和同样意识不到的愚昧堕落。在小臭子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以纯粹现实主义的调子，从容抒发她淡淡的却也无法掩饰的忧伤。小臭子是个虽有叛逆行为，却不明叛逆含义的糊涂人物，她的许多故事发人深思。她本不理解革命，却因为“八路”在村里时髦，她就学着样披了“八路”们常披的紫花大袄，好让孩子们喊她“女八路”。这使人自然就联想起了要当革命党的阿Q。毫无疑问，这两位作家同样是通过百姓的日常琐事，看中国人不能自己的命运。这同样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小说，在观念上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的小说中，妇女并不代表《浮士德》式的“引导人们上进”的超脱世俗的精神力量，她们局限于自己的温饱型文化和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不存在更大的精神追求，而把自己的生命融汇在既满足自己的需要，又满足男人们的情欲并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单一、繁琐的生活之中。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到悲哀。拿小臭子来说，当她出卖了乔，并知道乔在死前被蹂躏的惨状后，所选择的，也无非是尽快逃到一个更偏僻的角落，和随便一个什么男人一起，过上她娘米子的“不到五十就弯了腰，身上干枯得像柴禾”的日子。 铁凝是因为写女性引人注目的，对读者来说，由一个女作家来揭开纯粹女性的生活世界，其意义倒不仅在细腻和真实，因为自己看自己，总难免片面。问题是站在这篇由芝麻自己叫开的大门面前，无意中窥视到洞内如此丰富的眩目异彩，并发现，这里竟包罗了整个世界，那惊喜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人们总以为自己生活的世界太复杂，常变幻，无从了解，可人们却恰好忘记，所谓芸芸众生，也不过是从最早的某一个女人和男人那里开始，而了解其中的一方，解谜也就有了希望。 当然铁凝有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小说里，女人也是互不相同的。我看，这里有个较明显的界线。即已婚妇女常常琐碎、保守，如同她们那纷乱、嘈杂的生活世界，十分古老，但并不引人注目；而年轻的姑娘，却自由开放，把人们以为只在另一个世界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故，真实的在她们的小天地里，展现开来。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毕竟是不完全相同于现实或历史的另一世界，作家与这个世界之间，有她自己也无法完全消除的朦胧感。作为一个载体，小说中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感触。 实际上，现在写小说的，读故事的都离棉花，或者麦秸垛很远。棉花，麦秸以及和它们生长在一起的故事都已成为过去。但正如小说《棉花垛》的尾声所表现的，在世界性的文化大循环中，有些极简单的内容，如棉花（cotton），在筒单的变形中，又有了新的函义。这种文化的传播过程，具有双重意义：它开扩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又使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审视着棉花这一类毫不新奇，却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的旧故事中的新意义。 1989年6月6日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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