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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大藏书家唐弢先生一生爱书藏书。他收藏的5万余册中国现代文学的书籍期刊具有极高的专业和版本价值。自1992年唐先生去世以来，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在关注这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的去向。最近，藏书捐赠工作终有定音。 巴金：“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 今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一座集文学博物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和文学资料与理论研究、文学交流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大型文化交流场所。开馆至今已吸引了无数普通参观者和专业研究人员。对于非专业的参观者来说，文学馆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其全面、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勾画了几代文学巨人的魅力和风采。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更令他们流连忘返的还是这里收藏的丰富而珍贵的藏书和文物。 可以说，正因为拥有大量藏书、资料和文物档案，中国现代文学馆才得以成为一个高层次的研究中心和名副其实的“文学宝库”。 据工作人员介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保管、整理和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并收集研究相关著作评论和现当代文学期刊、报纸等。到目前为止，馆内已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报纸142种，以及大量手稿、照片、书信、录音录像带等其它文物。在这些文物资料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作家姓名命名的文库，它们来自作家整批捐赠的藏书和文学资料。 目前馆内已有巴金文库、唐文库、冰心文库等共55座文库。而在它们当中，专业性最强、最为珍贵的，就是开馆前刚刚建立的唐弢文库。 据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巴金老人曾经说过：“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 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人都明白，巴老这句话绝无半点夸张的成分。身为著名学者和文学史家的唐弢先生同时也是众所周知的大藏书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期刊，其专业特征之鲜明、种类版本之齐全珍贵一直为藏书界同人所赞叹和艳羡。 1962年唐弢的《书话》的出版，更令他的藏书状况广为人知。 1992年1月，唐弢先生逝世。今年5月，他的家人正式将其3万多册藏书和1万多册期刊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笔珍贵的捐赠对文学馆意义非凡。副馆长舒乙告诉记者：“在我们已有的文库中，唐弢文库的专业性是最强的，其版本价值也是最高的。特别是他有意识收藏的1000多种解放前的文学期刊，绝对是最权威的。比如说，当时有很多革命杂志很‘短命’，发行量又少，扩散范围是非常小的。而唐先生对于这类杂志收藏得很多，保存得又极好，实在是太珍贵了！” 沈絜云：“唐弢对书情有独钟，藏书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最了解唐弢先生对藏书的深情的，当然莫过于他的家人。他的夫人沈絜云对记者说：“唐弢对藏书真是情有独钟。那些藏书是他一生全部心血的结晶。” 忆起唐先生藏书的经历，沈先生非常动情。她说：“唐弢开始购书藏书是从抗战初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由于经济拮据，他没有能力购买自己喜爱的书。”那时的唐弢在邮局中是地位最低的“邮务佐”，每月薪水少得可怜，而他的家庭负担又重，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抚养未出嫁的妹妹。这种情况直到1940年他考上甲等邮务员后才得以转变。 据沈先生回忆，唐弢先生开始有条件收集藏书的时候，他身处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那时有很多人变卖家中藏书，唐先生就经常到旧货店里去淘书。沈先生说：“他常常带上干粮，一钻到旧书堆里就是一天。看的越多就买的越多，越买就越不能罢手。”但是，在日据的上海，藏书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著名作家陆蠡就因藏书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42年4月突然失踪，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惨死在虹口日寇宪兵拘留所里。在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藏书已不再是文人的风雅之举，而成为一件关乎民族气节和个人安危的大事。唐弢先生正是冒着生命危险收购和保存他早期的心爱藏书的。沈先生说：“他把书包好以后，分别藏在煤球缸中、米缸里，以及床底下、屋子角落等隐蔽的地方。 那个时候，能保存下来那么多的藏书，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经过多年的努力，唐弢先生的藏书迅速积累起来。到了1959年他们举家由沪迁京时，藏书已达几万册。为了运送以书为主的全部家当，唐先生雇了整整一个火车车皮。到京以后，为了存放藏书，他们特地选择了一处面积为220平米但其它条件欠佳的住房。当然，在这套住房里，最大最好的房间都是用来放书的。在自己家中，唐先生对藏书进行严格系统的管理，每一本书在什么地方，他都清楚地知道。“文革” 期间，唐先生再次搬家，住房面积从200多平米降为70多平米。沈先生回忆说：“那时家里所有的柜子都给他放书。其他人的东西没有地方放，我就找人在走廊里做了一个柜子。后来那个柜子也被他一格一格地‘蚕食’了。唐开始找不到他自己的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然而，没有放书的地方并不是最主要的困难，真正令唐、沈两位先生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的，是“文革”浩劫给藏书带来的巨大威胁。 1966年，最先闯进唐家的是胡同里的红卫兵，虽然他们未对藏书“下手”，但已足以让爱书如命的唐先生忧心忡忡。沈先生回忆说：“后来又开始‘破四旧’，我们更加着急了。那时真是紧张啊，下班回家走到胡同口，看到着火心里就害怕，怕是在烧我们家的书。后来有一天，我冒着大雨找到居委会，告诉他们说我和唐都是有单位的，希望胡同里的红卫兵不要随便来抄家。然后我又赶到唐所在的文学所，请他们赶紧到家里来把藏书封起来。当然，在他们来查封之前，我们还是烧掉了两个铁箱的书信和藏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心痛。” 经历了“文革”动荡，经历了几年自己的书被封在屋子里不能读的痛苦日子之后，唐弢先生终于又可以买书藏书了。他不仅自己到处搜寻旧书，同时还与各地的书商建立联系，请他们按他开出的书目帮他找书。他的子女出差时，也会随身携带父亲亲手誊写的书单，为他四处寻找所要书籍。每当说起这一切，沈先生就会以一种理解的口吻说：“唐弢真是爱书如命的人，他对书比对我都好。” 唐弢家人：“藏书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更为恰当。” 藏书是唐弢先生和他全家人眼里的珍宝。沈先生和子女们深深懂得这样一笔丰富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对于文学界、文化界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藏书的处理，他们自然慎之又慎。 自唐先生逝世以后，很多单位都向沈先生表示了希望保存藏书的意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唐先生家乡的宁波大学等单位都曾就此事与沈先生商谈。那么，为何最终选定将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呢？沈先生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唐弢有言在先”。 据沈先生回忆，唐弢先生曾表示过身后将藏书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意愿。“况且”，沈先生说，“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确需要这方面的藏书。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文学的专业馆，但相关的专业书刊却显得不够。唐弢的藏书侧重现代文学专业方面，对他们会有很大帮助。同时，现代文学馆的专业特色又会使他们反过来重视唐的藏书，懂得利用和研究。所以我们认为，唐弢的藏书放在他们那里更为恰当。” 至于捐赠工作为什么到今年才完成，沈先生解释说：“是为了等现代文学馆新馆的落成。”唐先生去世不久，他的子女曾到位于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址作过实地调查，但他们遗憾地看到旧馆阴暗潮湿，保存书籍的条件很不理想，所以决定再考虑一段时间。 199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始筹建新馆，1996年11月举行了奠基仪式，1998年2月正式动工。从动工到竣工，共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一直与唐先生的家人保持联系。副馆长舒乙和吴福辉都是专业研究人员，也是唐先生的学生和晚辈。他们逢年过节都会登门问候沈先生，有时沈先生不在家，他们就把礼物和鲜花放在门外，以表达他们的心意。据悉，在施工过程中，唐先生的儿女都曾到工地参观。唐先生的儿子精通建筑，他在现场就表示了对施工质量和设计的高度满意。1999年9月新馆落成后，沈先生也曾被接到新馆，对于新馆的现代化设施和高雅别致的艺术风格，她非常满意。可以说，是新馆的硬件设施和管理赢得了唐先生家人的信任和肯定。沈先生表示，他们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是保管好藏书，同时也要对藏书进行专业的研究，那样才是发挥了藏书最大的作用。 今年3月，整理、登记和转移唐藏书的工作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派出一个五人小组，配备以两台电脑，在唐先生的家里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登录工作。 在新馆二楼，记者看到了唐弢文库和一部分特展展品。文库辟专室收藏，以密集书架存放，恒温恒湿控制。吴福辉说，他们还将把藏书编入电脑总目录，实行更加科学的管理。 在特展的展柜里，陈列着几本珍贵的杂志和书籍。其中，有“历经百年沧桑而保存如新”的，出版于光绪年间的《浙江潮》和《河南》杂志的创刊号。吴福辉说：“这两种杂志，唐先生保存得很全，而且保存得这么完好，实在是太罕见太珍贵了。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唐先生对藏书的热爱程度。”同时与参观者见面的，还有1902年出版的、由梁启超主笔的《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号，以及在“特殊禁书版本” 中极为宝贵的《雪》和现已绝版的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据介绍，由巴金翻译的高尔基名著《草原故事》共有4个版本，唐先生竟将它们全部收齐，而作为展品陈列的，则是其中最罕见的“马来亚书店版”。此外，展柜中还有一本《引玉集》，那是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的苏联版画集。这本书当时只印了300本，其中又有50本是不发卖的纪念本，而唐弢先生收藏的，就是珍贵的纪念本。说到这些，舒乙笑对记者说：“当年唐先生在写《晦庵书话》的时候，提到过好多珍贵的书籍和版本，确实让其他藏书家和研究者‘馋’得够戗。可那时书在唐先生手里，别人不能轻易地借阅，看不到终归是个很大的遗憾。现在，唐先生的家人把《晦庵书话》中所提到过的珍贵版本一本不落地捐给了我们，大家终于可以有幸一睹这些宝贝了。” 舒乙、吴福辉：“有唐先生作表率，以后的藏书征集工作更加看好。” 藏书的捐赠过程是平静而顺利的，但平静并不等于平淡。吴福辉说，捐书过程中有很多细节都令工作人员深为感动。其中最令他本人难忘的，是沈先生对这次捐赠工作的投入。 沈先生患有严重的“三叉神经疼”已近10年了，但病痛的折磨并没有令她对捐赠工作有丝毫的放松。吴福辉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唐先生家进行登记、整理工作的过程中，沈先生多次带病前来参加和协助我们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她是能到场就到场，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有时候，为了一本重要的书，她会亲自仔细地翻找，生怕被人不注意随手丢在了别处。比如唐先生在写作《鲁迅传》时曾经把一部分书提出来单放，后来到香港办小型书展时，也有一部分书提出而没有归位。所以有的书一时找不到。沈先生对这种事非常着急。 她常常要亲自动手找，找到了才能放心。她怕的是这些最珍贵的书没有交到我们手里。她自己对我们说：“我要把唐的藏书一本都不少地交给你们，少一本都对不起唐。” 正是在这种情感和精神力量的感染下，捐献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据吴福辉介绍，协议里原本规定只将唐弢藏书中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书籍捐赠出来，但实际上，后来的捐赠大大突破了这一范围，有些内容纯粹属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范畴的书籍也被一起捐出来了。沈先生也说，除极少量的作者赠书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以外，唐弢家人一本现代文学书籍都没有留。有一本《夜航船》，唐先生在《晦庵书话》中说连他自己都找不到了，而这次也被找到捐出了。沈先生很欣慰，她说：“真的是一本书都不少。” 的确，将唐弢先生一生的心血结晶都捐献出来，这种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据说，唐先生家中除了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财产，连家具都是1959年从上海带来的旧家具。因此，当500多箱藏书搬出以后，那套原本拥挤不堪的房子几乎已是家徒四壁。说到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无不动容。 舒乙和吴福辉都说：“有唐先生作表率，我们以后的藏书征集工作更加看好。”这当然只是藏书捐献众多意义和影响中最为实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唐弢藏书的捐献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深广的精神内涵将引起人们的深思。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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