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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贯通(二封)




  贯通同志:
  前后寄来的信和刊物,都收到了。《萌芽》我这里有,《上海文学》也有的。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所以说,我虽然常常没有及时把你的作品看完,对你的创作还不能说是不关心的。
  我的身体和精力,一年比一年差,衰退得很快。一天的工夫,也不知怎样就白就过去了。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只是在晚上关门以后,才能安静地看一会儿书。这些年我好看古书,根底又差,有些书读起来很吃力,这些书又没有标点,有时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若干遍。
  不只你是,还有不少别的同志,寄来的刊物、书籍、文稿,我都没有及时看,压在那里,很觉辜负同志们的一片热心,心里很惭愧。
  写作也少了。前几年,我写些短文章,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今年发见,寄一篇稿件到广州,要二十多天或一个多月,编辑部再压一压,登出来,距离写作之日,常常是两、三个月了。改寄期刊,那时间就更要长。出一本散文集,要一年半。因此,写作的兴趣,大大降低了。
  自己不愿意写,对别人的文章,看着也就没有热心了。对文坛上的现象,也就不大关心,很少去思索了。
  近来,刊物、小报不断增加,都在谋求生财之道。文学艺术,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赚钱,但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就常常出现廉价招徕等等流弊。现在有些作者,把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压在箱底多年的,人们早已忘记的种种怪事奇谈,都翻腾出来了。重加粉饰编排,向新的一代青年抛售出去。其中包括皇帝、宦官、大盗、女特务、怪胎、尼姑、和尚等等。其内容,正像旧社会电影广告上大书特书的:惊险、火炽、曲折、肉感。其理论为:以小养大,以通俗养正统;先赚钱后办正事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我是有些迷惑不解的。正形成一股风,不可阻挡,而且常常和“改革”这两个严肃的字眼,连在一起,有识之士,是谁也不愿多说话的。
  事实是,经过十年动乱,青年一代文化修养的正常进程,遭到了阻碍和破坏,对文学艺术的鉴别能力,欣赏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降低,需要认真地补课。灵魂的创伤,需要正常、健康的滋补。应该给他们一些货真价实的,能引导他们前进向上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他们推销野狐禅,或陈腐的食物。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是对过去管得过严,限制太窄,只许写工人农民,只提倡写英雄人物,高大形象,重大题材的一种反动。也因为以上原因,在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材料积累方面,在培养这类作家方面,并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
  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
  前几年,青年人步入文坛,欲获“名”,必写爆炸性作品。
  有的爆炸不当,反倒伤了本身。近二年,欲获“利”,必写“通俗”作品,如标准太低,也会卖倒行市的。
  你从县里调到地区编刊物,当然是好事,编刊物可以认识好多人,发表作品也方便容易些。但这些有利条件,不是创作事业的根本。有很多人进了编辑部,反倒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你现在又因为照顾母亲,回到县里去,我以为对你的创作前途,是大有好处的。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回到县里,从这两方面说,都比你整天埋在稿堆里,或是交际应酬好得多。
  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
  还是那句老话,只问自己用力勤不勤,用心正不正,迈的步子稳不稳。至于作品的得失荣枯,先不要去多想。
  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
  幼年读古文,见到唐宋大作家,为了文名,上书宰相权贵,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总觉得替他们害羞似的。年稍长才知道,他们实在有难以克服的苦处难处,什么都谅解了。无论各行各业,无论什么时代,总有那么一种力量,像寺院碑碣上记载的:一法开无量之门;一音警无边之众。令人叹服!
  我年轻时,也很好名。现在老了,历尽沧桑,知道了各种事物的真正滋味,自信对于名利二字,是有些淡漠了。但不要求青年人,也作如是想。因为对名利的追求,有时也是一种进取心的表现。
  还有的青年作者,不了解情况,寄稿件来,希望我介绍发表。现在,我既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任何刊物的编委。稿子即使我看着可以,介绍给本地的刊物,人家不用,我还是无能为力。只好陪伴作者,共同唉声叹气。
  最近,我已经申请离休,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
  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一人物,由于你在小说前半部的艺术处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很喜爱这个女人。她的自尽,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非常不自然。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惊人之笔”,不惜牺牲好容易塑造出的一个动人的形象。她的死,没有充分的外界和内心的来龙去脉,大祸几乎是天外飞来。这是作家为了技巧的施展,安置的一处“悬念”。这一技巧装置,招致的是得不偿失的后果。
  是这样。因为这一关键性的情节的失当,使你后来的故事,几乎全部失去了作为艺术灵魂的,自然和真实的统一体系。后面的故事乱了套,失去了节奏,跳动起来,摇摆不定。
  当然,这也可能是你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不必讳言,我是不欣赏这种手法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的性格都变了,或者说“复杂化”了,和你前面为她们打好的形象基础,发生了矛盾和破裂。你所写的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
  小说,以甜妮母亲的死亡为分界线,艺术反映是极不协调的。如果前半部的处理,是现实主义的,是典型的;那么后半部的处理,则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有人认为后半部所写,也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那么小说的前半部,就要作出别的解释和判断。
  我认为,在今天,即使在偏僻的角落,甜妮母亲的自尽,也不是典型的。而死后,撒在她坟墓上的洁白的荷花云云,就更近于文人的渲染了。
  “悬念”这个辞儿,过去我不大留意,近来读一些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才时常遇到它。过去,我认为小说的悬念,不过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章回小说的卖关子。
  现在才知道它是处理小说情节的一种流行的技巧。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很难对它的功能作出什么评价。不过我认为,任何艺术,都以表现真实,顺应自然为主导。任何技巧,如果游离于艺术的自然行进之外,只是作为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其价值就很有限了。
  贯通同志:鉴于你的真诚,我按照习惯,质直地说了以上的话。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有些地方说得过火了,希望你原谅。你的小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语言也简练洁净。
  我希望你发扬自己的优长,加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修养,不和别人争一日之短长,不受流行庸俗之风的影响。你的创作是很有前途的,这不是我的凭空设想,你已经脚踏实地做出很多成绩来了。
         祝   好!
                     孙犁
                     1984年11月20日


  贯通同志:
  十二月廿一日来信收到了。自从那篇通信发表以后,我也有些惴惴不安。特别是当一位搞评论工作的同志,看过我的信和你的小说以后,委婉地告诉我:“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的时候。我和你只见过一次面,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对于你的性格脾气,很难说是了解。即使了解,你对这封信的临时反应,也是不能轻易确定的。我近来不好读自己发表了的东西,这次竟把原稿找出来,看过几遍。我没有发见其中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我放心了。但我发见这封信带有很激动的情感,不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下笔的。这种心气不平和,当然不是因为你的作品,而是因为信的前半部那些题外的话引起的,然而它一直延绵到对你的作品分析的那个领域去了。
  在分析你的作品时,有些话就说得偏激了些。例如对甜妮母亲的死,话就说得太绝对了,本来可以说得缓和一些。我想到:青年人读到这里会是不愉快的。
  我坦白地说,我和你的这次通信,是我在一九八四年,最有情感的一篇文章,我每次读它,心里都忍不住激动。这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我倾诉了一些我早就想说的话,借题发挥了我平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想法。
  好了,读了你的来信,知道你能体谅我的唠叨,容忍我的偏激,这很难得,因此,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
  我有一个急躁性子,写了文章,就想急着发表,又在报社工作,所以有些文章出去得很快,其实这样并不好。文章写好以后,最好放一放,有个思考、修改的机会。这几年,因为文字的考虑不周,我已经得罪过不少人,得罪了人,就有报应,就得接受“回敬”,吃了不少苦头。文章,没有真挚的情感写不好,有了情感,又容易生是非,这是千古的一大矛盾。
  总之,我读了你的来信,我松了一口气。你说,你要把小说改写一次。我希望你千万打消这个想法,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合艺术规律的举动,只能费力不讨好。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出书时一字不改地收进去,我劝你这样做。把精力用在写新的作品上。
  任何人的批评意见,只能听听做参考,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如果确实说对了,也只能在以后的创作中注意。何况,文章一事,别人的意见,哪里就容易说到点上。姑妄听之,并不算是不客气。我虽然好写评论文字,但从来没有给人家出过主意,叫人家如何如何去修改作品。“文心”二字,微妙难言,虽刘勰之作,亦难尽之。“文心”之难以揣摩,正如处子之情怀的难以洞照一样,别人最好不要自作聪明。
  也常常听说,什么青年作家的什么作品,按照什么人的意见修改以后,成功了,出名了。我对这种事,总抱怀疑态度。
       祝
    好
                     孙犁
                     198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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