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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既分为两个部分，也该分为两个部分来谈。第一部分谈我的写作，谈写作必先谈写作经验。 每一位作家都有写作经验，由于各人禀赋和生活习惯不同，写作经验也大不相同。人的文思有的敏捷，有的迟钝，写作时间的长短，遂亦随之而异；有人擅长写诗，有人擅长写散文，有人则擅长于写小说或戏剧，作品的形式，当然也有差别了。 我个人的文思是迟钝的一路，一篇二三千字的小文，也要费我一二天或三四天的时间。看见别人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每称羡不置，无奈天生气质所限，想学也没法学得来。 我以前在某文中也常谈到这类的话。我说我的脑筋好像一架机器，日久不用，则必生锈，运用时，每觉其转动不灵，必须将锈擦去，再涂上润滑剂，始可恢复原来功能。所谓擦锈，便是临纸前的准备工夫，换言之，便是构思。日久不写文章，构思是相当艰苦的，一支笔在纸上乱涂乱画，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好容易起了一个头，又觉得不惬意，涂去重起，起了好几次，涂了好几次，才选定了一个。头算是起定了，怎样划分段落，怎样布置主要和附从的论点，又都要费许多心思。这样闹了半天，脑子里长的锈好像擦得差不多，机器才可以开动了。少年时代擦脑锈仅费一二小时，中年则需半日，老年竟需要一二天。所以我说我的文思是迟钝的一路。 我知道或者有人要惊异地问，你写文章既这么艰难，那么你一生中何以写了这么多的文章，单以结集出版的单行本而论，也有差不多十几本，那是怎样来的呢？我要回答说：这些成绩实在得之非易，费了我30余年的时间和劳力，而且每一单行本不过十几万字，像现代作家一年里出版砖头一样厚的书两三本，我是愧不能比。 不过，我也要替自己回护一句：现代作家所写砖头一样厚的书，大都是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而我写的则大半属于散文。写小说容易，长篇比短篇又更容易，只须将几个人物造型塑出，全书情节安排妥当，便一段一段地，一章一章地写下去。笔锋写到滑溜的时候，一天写上几千字，或万把字并不怎样困难。诸位大概都有踏缝纫机的经验——若没有，则可以问你们的太太——我们用缝纫机器时，先把底线上足，安入梭子里，再将线陀安上机脊的立轴，再将线头抽出，左一绕，右一弯，在机器各部位按顺序搭好，再穿过针，将底线钩上，然后才可缝纫衣服。这时候机器“嘀嗒”、“嘀嗒”地响，可以无休无止地整天缝下去，直到一件衣服缝成为止。所以用缝纫机只有起头有点麻烦，从后便一直顺利了。写小说也是如此，只有起头难，起了头以后便可以一线到底写下去。至于写散文呢，一篇仅有二三千字，至多四五千字，每篇要起一个头，这篇的头和那篇的头，又毫不相涉。好容易起了一个头，文思正在活泼进行时，计算计算篇幅，又不得不戛然而止。这像踏缝纫机器，缝一条手帕也要新起一个头，费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多得多了。感觉想又有人要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也写现代作家砖头一样厚的小说呢？小说我也写过。自叙传《棘心》便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另两本短篇小说，一本是历史小说，以前名为《蝉蜕集》，现在改名《秀峰夜话》；一本是神话小说，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名为《天马集》。这两本小说决没有砖头一样厚，连瓦片都谈不上，（因为台湾目前所用瓦片都采洋瓦型式，也有相当的厚度呢。）为什么写不长，为的历史小说不能凭空杜撰，既需要相当丰富的资料，也需要比较精确的考证，否则写的人物不知是哪一朝的人物，写的故事不知是哪一代的故事，便不免贻笑方家了。我的神话小说系采取美文体裁，为的希腊神话本来瑰奇美丽，闪射宝石一般的奇光，假如不用美文体裁来写，岂不落了古人两句话：“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用美文来写文章比之普通文体，自然比较费力。 我也曾用美文体裁写一个三幕剧，名为《鸠那罗的眼睛》，系采取佛经里印度孔雀王朝阿输迦的太子与其王后的故事。故事是阿输迦王后爱上前妻所生太子鸠那罗的眼睛，想和他恋爱，为太子所拒绝，王后怀恨遂设法挖取太子的双目。我写这个剧本，是受了王尔德剧本《莎乐美》的影响。莎乐美爱上了施洗约翰，想约翰给她一吻，不得，便设法怂恿她的叔父也可说是后父希律国王斫下了约翰的头，送到她面前。她说：“约翰，你不许我亲吻你，现在我亲到了。”王尔德这个剧本和圣经上所记是不同的。作家对于古代的故事原有改造的权利，那也没甚要紧。他这个剧本是不道德的，但因为用美文体裁写，读者只觉一种哀感顽艳的趣味直沁心脾，道德不道德，在所不论。我这个《鸠那罗的眼睛》也可说是不大道德的，但系采取美文的体裁，那不道德的气氛便完全给冲淡了。这个剧本乃系30余年前所写，抗战胜利后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商务又发行台湾第一版，收入人文库内。除了这寥寥可数的几个集子算是纯文艺以外，其余都是散文，散文也不是风花雪月，流连咏叹的一类，而是一些带有学术性的杂文。为了难写，所以砖头厚的作品，与我无缘。现在谈第二部分，我的研究。 我自开始写文章时，便不想做一个文学家，若说我薄文学家而不为呢，也未尝不可以。我是欢喜学术的，只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了不大瞧得起文学，故亦不肯在这上面努力。我深知一个人精力有限，一石投两鸟，结果必一鸟都不能得，不如专心于一项为妙。关于学术，我在廿几年前便以屈原作品为探讨的对象，为了八年抗战，又为了三年内战，生活难得安定，耽搁研究光阴太多，及41年返台，又为了教书，时间精力不能完全用于研究，但频年以来也写了一百数十万字。将来全书告成后，拟定名为《屈赋新探》，分为正副两编。正编是《九歌》、《天问》、《离骚》、《九章》、《远游》、《招魂》等，属于屈原亲自撰写的作品，副编则为有关屈赋问题，而自成单元的一些论文，譬如《昆仑之谜》、《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等。 一个人想研究学术，非博览群书不行。即不说像杜甫一样“读书破万卷”，或像朱彝尊一样天下有字之书均曾读过，至少几部主要的经史子集必须寓目。可是我的身体在少年和壮年时代，外表虽然丰腴，实际甚为脆弱，我的神经又有过敏的毛病，不能多读书，尤其晚餐用过后便不能开卷，否则定必通宵失眠。所以我读的书非常之少。我更有一种坏习惯，不能有系统地读书，别说廿四史、十三经，我没有从头至尾读过，便是《史记》、《汉书》也没有全部浏览过。像王云五先生少年时连大英百科全书都能阅读一遍，在我简直是不可信的奇迹。只有小说因其文理显浅，趣味浓郁，我倒能读个通篇，并且读过一遍后，隔几时再读一遍，常读三四遍至十余遍不止。像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红楼、今古奇观及文言文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我可说都是读到滚瓜烂熟。还有许多唐宋明清的笔记小说和民初翻译的西洋小说也读得相当多。若能将读这些稗官野史功夫用之于读正经典籍，我虽不能说“学富五车”，一车半车，总该有的吧。 我读书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平日不肯读书，到要用的时候才东一篇，西一篇临时抓寻。说也奇怪，好像学问之神特别厚我，私自偏护我，给我抓到的时候多，抓不着的时候少。 我读的书分量既不富，我的学问便像清代章学诚所说的“横通”一流的人了。章氏所说的横通者是些什么人呢？那是善于贩书的老贾，富于藏书的旧家，勇于刻书的好事者，其类人皆道听途说，根底浅陋，唯以所业及所为，其所见所闻，有时博雅名流反有所不及，非向他们请教不可。可是他们的学问也只有这一点点，再请教便底里尽露，不知所答了。所以这类人也可说是通，无奈只能名之为横通，横通当然是不值什么的，故此章学诚用之为嘲笑的对象。不过以我研究学问的经验而论，有时觉得横通亦未可厚非。横通若通得好，比直通更为有用。 所谓研究学问不过在探求某一目标的事理，这便是学者所欲寻找的宝物。现在作一譬喻，这里有根竹竿，我们所探求的目标物，藏于竹竿顶端的某一节，直通者像一个蛀虫，它从竹竿下部逐节向上钻通，不知要费多少时间，才能钻到那藏宝的一节。宝物是到手了，它的一生也完了。虽说能够寻到宝物，朝闻夕死，也可无憾。可怜的是，它钻到藏宝的一节对所要觅取的目标物，却往往视而不见，交臂而过，还要再向上钻。古今有恒河沙数的学者，青年受传，皓首穷经，穷老尽气，一无所得，和这个情形不正相象吗？ 横通者则不然，他也像个蛀虫，也可说是铁喙蜂吧。它一飞近竹竿，端详一下，便知道宝物藏在哪一节，铁喙一钻，便钻成一洞，直取目标物，满载而归了。这和那只从最下竹节慢慢向上钻的蛀虫相比，究竟哪个简单？哪个节劳省时？哪个有真正的效果呢？可是想横通也并非易事，必须具有灵敏的头脑，锐利的眼光，并须赋有先天性，也可说带有几分神秘性的预感能力，才可胜任愉快，这等于禅宗的顿悟，心理学上的直觉，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得到的。 我的屈赋研究不敢说都是由这种“横通”得来，但与“横通”也有些关系。为了入世稍早，女孩子缺乏受教育的权利，对中国的圣经贤传，没有下苦工诵读，对于古人那些高积如山的疏注，更丝毫也未曾注意，直到长大以后，再来涉猎，所以我的脑筋未曾被古人那些穿凿附会的谬说所支配，迂腐不堪的主观理论所毒化。我以纯粹客观态度来读古书，是以得以不陷于前人的窠臼。我的头脑既保持冷静，我的眼光也就永远保持明澈，常能透过千层雾障，看见前人所不能看见的情节，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我更能以快刀轧乱麻的手腕，从那像一团丝的古籍里寻到端绪——问题中心——将它抽出来，织成一个秩然有序的网。不，这个网原来形式便是如此的，不过为了年深月久，几条主线断了，又混杂在许多断线里，便变成零乱的一堆了，现在我只须将那几条主线连接起来，提起来一抖，那网子便又变成完整的了。 我说这话并非劝人不必读书，不过在叙述自己研究经验而已。一个人想做学问究竟非博览不成，取精多，用物宏，才可成其名山绝业，像我这种浮光掠影的读书法是万不可为典范的。“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我倒悔不该说这段话了。 我写学术文的兴趣，比写文艺性的文章，兴趣不知浓厚多少倍，也不知迅速多少倍。譬如我撰《昆仑之谜》时，连搜寻参考材料，撰写、誊清，七八万字论文，费时不过一个月。撰《〈天回〉正简及疏证》的后半部十余万字，也只费了一两个月的工夫。前面不是曾经说过，现代中国作家写小说不是往往日可万言吗？我这种速度又算什么呢？不过学术文究竟非文艺性的作品可比，参考所费的光阴比撰写超过几倍，这是每个从事学术写作的人都是知道的，不必多说。 胡适之先生曾说人生最大乐趣是在获得学术上的新发现。我对这句话极为承认。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也说：“我们最美妙的感觉便是好奇心。这是真正艺术与科学研究的开始。”好奇心便是发现的动机。没有好奇心是不能有艺术和科学上的发现的，也就不能享受发现的乐趣。我以前曾写一篇文章，曾说道： “当你研究一项学术，忽然发现了一条以前任何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循此路向前走去，忽然有个庄严的灿烂世界展开在你面前，奇花异卉，触目缤纷，珍宝如山，随手可拾，这都不算什么，顶叫你咄咄称异的，是一般原则到了此地，会发生改度，价值也因之不同了。原来是金科玉律不能动摇的，忽如冰山遇日而崩溃，原来是价值连城的，忽然贱如粪土，原来是针芥之微的，忽然要泰岱比重，还有一切一切骇目惊心的壮丽景致，说不尽，赏不完，你几乎要怀疑是踏入天方夜潭的世界！” 我又说道： “我觉得学术发现，给我趣味之浓厚……使我忘记了疲劳、疾病；使我无视于困厄的环境，鼓舞着我一直追求下去，其乐真所谓南面王不易。” 本来是谈研究经验的，现在忽又谈到研究的乐趣，好像笔锋又跑了野马，也可说是画蛇添足。不过研究乐趣是研究经验的重点，是最重要的一章，这趟野马不可不跑，蛇足也是不可不添的。 选自《苏雪林自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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