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本年5月16日，袁昌英女士在电话里用感伤的音调报告我说庐隐死了。问她消息从何得来，则说得自《武汉日报》专电。死的原因是难产，详细情形她也不能知道。我当时虽很为惊讶，但还不相信，因为数年前也曾一度谣传冰心女士难产亡故，害得我的侄女大掉其泪；后来才知冰心虽然添了一个麒儿，自己依然健在，我们才把心放下，也许女人与生产原不能脱离关系，所以人们谣传女作家的死，也喜欢用难产这类题目吧。不过谣言自谣言，事实自事实，庐隐的死究竟在几天以后确实证明了。这几年以来，新文学作家得了不幸遭遇的很有几个，以我所认识的而论，则徐志摩死于飞机，朱湘死于江；闻名而尚未见面者而论，则丁玲失踪，梁遇春、彭家煌病死。现在谁想到生龙活虎般的庐隐也舍弃我们而去呢？我与庐隐曾同事半年，同学二年，虽然没有何等亲切的友谊，却很爱重她的为人。所以现在除了分担文学界一份公共损失之外，私人情感上，我的凄凉惋惜的情绪，也不是一时所能消释的。 我与庐隐的认识远在民国六七年间。那时候我正在母校服务，同事舒畹荪女士（即《海滨故人》中之兰馨）被委为安庆实验小学校长，约我去她校教一两点钟的功课。她有一天介绍一个姓黄名英的体操教员与我相见，说是北京女子师范的旧同学，这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我们钟点不同，同事半年，相见不过两三次，所以我们并不如何亲热。 民国8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所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她同舒畹荪一样，说话时总要夹几句骂人的话，“屁”字整天挂在口边。这个极不雅驯的字由她说出来竟变得很有趣。五四运动后与社会运动关系最密切的男学校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女学校以女高师为代表。庐隐“骛外”的天性这时候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用功的时候很少。说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欢喜。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我本来有爱慕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的癖性，自己口才涩讷，便爱人家词锋的锐利，自己举动沾滞，见了豪放洒脱的人物，愈觉其不可及。庐隐虽然不大用功，功课成绩却常列优等。她的坐位恰在我前面，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又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操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虽然有许多行动不检点处，始终能得朋友们原谅与爱护，也无非为了这一点。她在同班中结识了三个人，号为“四公子”。一个是王世瑛，一个是陈定秀，一个是程俊英。她的《海滨故人》露沙系自指，云青、玲玉、宗莹似乎是分指他们三人。我当时曾有“戏赠本级诸同学”长歌一首，将同级30余人，中国文学成绩较为优异的十余人写入。说到她们四人时有这样几句话：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抟长风（黄英君自号亚洲侠少）。横渠（张雪聪）肃静伊川少（程俊英），晦庵（朱学静）从容阳明峭（王世瑛），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 这首诗既是游戏之作，所以每个人的好处都加了百倍的渲染，百倍的夸张。“夜雨”、“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我们进女高师的时候正当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时势所趋，我们都抛开了之乎也者，做起白话文来。庐隐与新文学发生关系比较我早。她先在《京报副刊》投稿，后来上海《小说月报》也有她的文字。“庐隐”的笔名便在这时候采用的。她做小说也像窗课一般从不起草，一支自来水笔在纸上飕飕写去，两小时内可以写二三千字。但她的小说虽然气机流畅，笔致爽利，而结构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沉。我论文本有眼高手低之病，读过她的小说，口里虽不能说什么，心里总有些不大满意。记得她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写好后，她的朋友郭梦良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朋友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讨论的茶会，我也在被邀之列。我看过稿子后默默不作一语。郭君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说“游夏不能赞一辞！”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庐隐怫然变色，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这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现在我还很懊悔，觉得不应当拿这句轻薄话，伤了她的自尊心。10年春我和易家钺、罗敦伟诸君打了一场很无聊的笔墨官司。罗、易原与郭梦良君相厚，庐隐也就左袒着他们，与我颇生了些意见。从此在班上不大说话。那年的秋天我跑到国外去，庐隐的大文虽然常在报纸杂志露面，我已不大有机缘拜读。回国以后，听说庐隐小说已出了好几本单行集，接着又听说她爱人郭梦良已病死，她带着一个女孩子到处漂流，身世很是悲惨。后来又读到她编辑的《华严半月刊》，和小说集《归雁》等，我才知道从前意气凌云的庐隐于今正在感伤颓废的道路上徘徊。读到她那些饮酒抽烟，高歌痛哭的记述，我心里也很不好过。想写封信去安慰她一下，只为了不知她确实通信地址没有实行。前几年听见她和李唯建先生恋爱，同渡扶桑，不久有结婚之说。又听说李君比她年轻，一时“庐隐的小情人”传为佳话。民国19年我到安庆安徽大学教书，会见舒畹荪女士和吴婉贞女士（《海滨故人》中之朱心悟），谈到庐隐近况。二人异口同声地批评她太浪漫，并说她从前与使君有妇的郭君结婚已是大错特错；现在又与年龄相差甚远的李君恋爱，更不应该了。我也知道她两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便是我也觉得庐隐这种行为太出奇。不过我当时竟替她着实辩护了一场。怪她们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十年前庐隐给我的一点吸引力，好像这时候还没有消失呢。 21年暑假返上海，友人周莲溪告诉我庐隐已与李君结婚，现与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夫妇同住英租界愚园路某寓。我听这话不胜快乐，便与周君同去拜访。记得庐隐那一天穿一件淡绿色撒花印度绸旗袍，淡黄色高跟皮鞋，脸庞虽比十年前消瘦，还不如我想象中的老苍，只觉得气质比从前沉潜了些，谈吐也不如从前的爽快罢了。李唯建先生那天也见着了，一个口角常含微笑的忠厚青年，庐隐饱经忧患的寂寞心灵，是应当有这样个人给她以温柔安慰的。我听他们曾发表一本《云鸥情书集》，想讨取做纪念。庐隐随手取了一本签了几个字赠送给我。那天我们在她们家吃了午饭。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主张，她却不肯说了。她那时正写一本淞沪血战故事，布满蝇头细字的原稿，一张张摆在写字台上，为了匆忙未及细阅。后在武汉大学遇见她夫兄李唯果先生谈到这本书，说拟译为英文表扬中国民族的光荣，但不知为什么缘故，至今尚未见出版。我辞别她夫妇回家时忘记携带《云鸥情书集》，写信去讨，杳无复音，大约是我将她们门牌号数写错的缘故。假满赴鄂，接到她一封信，要我替中华书局中学教科书撰一篇《云》的教材。我既懒于做文章，也就懒于复她的信，本来打算今年暑假返沪时，再去拜访她们夫妇，作整日之谈，谁知她已辞别这污浊人寰，还归清净了。说起来我真抱憾无穷呵！ 关于庐隐的死，大家同声叹息。有人说庐隐若不再嫁，何致有生产的事，没有生产的事，何至于死亡。萧伯纳《人与超人》曾说男女恋爱是受“生命力”的压迫，无论你什么英雄豪杰逃不出这一关。我们在社会上本来可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过排斥不了生命力的牵掣，许多志大心雄的人物都化为碌碌庸夫了。像庐隐在文坛上已算有了相当地位，生活也可以自己维持，实在没有再行结婚的必要，而她竟非结婚不可，岂非生命力的作祟么？这话也未尝说得不是。不过我们若了解庐隐的性格和平生便不忍如此说了，庐隐性格极其热烈，而据她自传，少时既失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常受命运的播弄，一个热情人处于这样冷酷环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种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样可以蓓蕾？她创痛的心灵要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呢。在庐隐一切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象牙戒指》主人公沁珠说：“在我心底有凄美静穆的幻梦，这是由先天而带来的根性。但同时我又听见人群的呼喊，催促我走上时代的道路，绝大的眩惑，我将怎样解决呢？”又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最后她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生在20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憬憧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处。 对于庐隐的创作小说，我还改不了那“眼高手低”的老毛病，不敢故作违心之论的夸奖。至于她的小品文则颇为我所爱读。《地上的乐园》更可算一首哀感顽艳的散文诗，文笔进步之速，很值得教人惊异。我本来更爱童话和神话体的小说，这篇文字竟使我接连读了三遍。她若能像她自传里所说再活二三十年，她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西洋哲学家说，自然的惰力是天才的阻碍，我们很有希望的女作家竟在这样一个无端灾祸里夭折了。咳！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原载《文学》，1934年8月1日，第3卷2号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