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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类无论如何进步，战争总是难于避免的。古印度人想象的三十二天的文明幸福，比现代科学家所希望的还高千百倍，然而天人间也还有饥寒、失望、疾病、死亡等等痛苦，即野蛮惨酷为人间至所厌恶的战争，也避免不了。天人每隔若干年代，便须和恶魔领袖阿修罗宣战一次，由战争产生的流血、破坏诸苦比地球更剧烈万分。因为痛苦与幸福，是素来成正比例而存在的，天人所享的幸福，既比地球人类富，则他们所受的痛苦，也应该比地球人类深了。这虽是个寓言，然而具有极深极广的意义，不是明智的头脑决想象不出。 以前中国人谈论人生种种痛苦，很少提及战争，《洪范》六极，所谓贫、弱、短折等都属于个人方面的痛苦，当然不会牵涉团体性的战争。康南海《大同书》言人生之苦，如天灾、人道、人治、人情，可谓至详且尽，但于战争却无专章的叙述。过去文人非战文学特多，而于战争之苦，也只能说几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不着边际的话。盖战争之苦，非身历者不知，真正在战争漩涡里打滚的人，其用笔决不如用刀枪之便利，所以他们不能描写。文人之从军者，顶多也不过磨盾草檄而已，何尝与战争真正对面？所以他们虽能写而无机会给他写。幸而近代西洋各国实行征兵制度，知识分子也有当兵的义务，描写战争的痛苦与宣布战争罪恶的作品，日见其多。像《西线无战事》那部书以结构和技巧论，确不能说得一个好字，然而居然轰动世界，成为不可多得的著作，还不是为了书中一切，皆出之作者所亲历，写得十分真切动人之故吗？ 战争破坏之力，比之自然界，是狂涛，是巨飓，是火山的大喷口，是提起来便教欧洲人发抖的某世纪的黑死症。但战争又是一种大魔术，它可以从无变有，从有变无，它可以颠倒四时，错乱阴阳。它又是一种大催眠术，可以使全世界的人中风狂走，失其本性。什么荣誉、财产、威权、地位，凡人殚毕生精力以蕲求者，可以失之于一旦，也可以得之于一旦。怪不得有人拿战争来比赌博。嗜赌者不惜罄家一掷，好战者也不惜以国家运命为孤注，这心理法国文学家佛朗士解说得很明白，我也不必再费词了。 战争最大的罪恶，还是与文化不相容。人类不能不要文化，而文化又不能避免烂熟与颓败的定律的支配。文化一到这阶段，战神的铁拳，便乘虚捣了进来。或者要说，文化既烂熟颓败，则毁灭又何足惜？况且战争能毁灭旧文化，也能创造新文化。譬如大风暴，虽能酿成许多灾害，而也有澄清空气之功。譬如痈疽的手术，虽甚苦楚，但腐肉不去，新肌也不能生长。这话当然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文化的烂熟颓败也有程度上的分别，像罗马末叶一般社会之糜烂情形，读过吉朋罗马衰亡史的人，自然承认罗马之亡系罗马人自取。但像中国西晋、两宋、晚明之灭亡，与其完全归罪于文化腐败，不如说恰当游牧民族崛兴之会，当国者外交上和战略上也有若干错误之所致罢了。人每谓法兰西溃败之速，是吃了文明过度的亏，当他们的士女，正在奢侈享乐；当他们的文人正在讲究什么传记文学、象征主义；当他们的学士正在翰林院争论哲学上一个名词的含义，而纳粹的七十二吨的重坦克，几百里射程的大炮，便出其不意地杀进来了。不过我要说一句：法兰西的文化果然能说烂熟颓败吗？为什么鲁易十四时代，一般社会那样繁华、富盛、穷欢极乐，史家偏又目之为雄飞宇内的“大时代”呢？ 或者又说文化没有武力的保护，则文化基础必难稳固，所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实为至理名言。“晏安”、“享受”虽为人类之鸩毒，但这本是文化最后目的，在国家站得住时，又有何害？韩非子说疑篇，所举赵敬侯与燕王子哙之例：一个异常的荒淫无道，而以治国有方，居然享国数十年，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一个苦身爱民，足称明君圣主，而以用人失当，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但韩非此说也蕴藏极大危机，我们不可不知道。越王勾践败于会稽以后，矢志复仇，进西施于吴王夫差，果然达到了十载沼吴的目标，后世之以女色为戒者，又多了一条例证。袁子才最爱替古今美人充义务律师，有“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之说，他曾替吴王筹一策云：……子胥白头谏刺刺，吴王英雄笑不答，抱着西施更练甲。苎萝村饮合欢杯，越王颜色如死灰！ 使夫差真能遵子才建议以行，越王自非“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可，然而当一个人怀中抱了如花如玉的美人，再叫他去练甲，恐怕也就不大容易吧。况且，就有极强大的武力，也未必可以永保无虞。女真民族崛起东北，灭辽服宋，臣高丽，朝西夏，俨然成了东亚的主人。他们的领袖们尝谓自己的武力，除了不能使天与地相连接外，移山填海，都不算什么。又尝谓若非大地忽然陷落，则他们的威权富盛，也可传之万世而不穷。可是金之亡国，更在他们所最轻视的弱宋之前，这是那些武力狂的领袖们所能预料的吗？ 况且现代的武备更不像以前那末简单，不但经常费竭尽国民负担能力，而且数年之间便须全部改造一次，否则不免落伍的危险。这里不妨再以法兰西为例。法国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后，拥有天下无比的庞大陆军，又拥有世界最多的飞机。然而这一次对德宣战时，陆军以不及早改机械化而失败，飞机也陈旧难用。虽有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仍然免不了康迫森林那一幕悲剧的演出。 战争除兵器与战术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士气。若士兵认识了战争的罪恶而憎恶战争，厌倦战争，则虽有精良的武器，优胜的战略，也无所用之。所以从事战争者，必于事前作多年的物质准备，也作多年的精神准备。为提高士兵作战的勇气起见，不惟要极力灌输爱国观念，即维系正义，保护文化等名词，也不妨拿来滥用。但战争之不人道，既为显明的事实，所以和平主义者与身受战祸者遂常诅咒战争。过去中国文人之诅咒战争还不过唱唱“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那类低徊阴郁的调子；近代西洋哲人则不但揭发战争的罪恶，且甚至不惜公然打破爱国观念使兵士反战。在第一次大战时，像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罗曼·罗兰等，都是这一类的人物。罗素竟因此下狱，罗曼·罗兰则在本国不能容身，流亡瑞士。他们说：战争是一种反选择的作用，战争愈繁多，人类愈将趋于劣败。他们又把现代文明国家遵守纪律，慷慨牺牲的士兵，比为成千累万被人屠杀而不飞不鸣的愚笨企鹅。此等话头，感动人心之力，可谓至为伟大。但可恨者，敌国也会利用这类论调，乘机向本国宣传以收颓唐士气之效。听说德国于这一次战前，便向法国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可见列国并争之世，反战论的鼓吹还以从缓为妙。所以当第二次大战爆发时，罗素也态度一变，发表赞成战争的言论。 或又将说列国并立，当然防备不了许多，假如先用武力统一了天下，则从此岂不就高枕无忧了吗？那末，我又要请他读一读贾谊的《过秦论》。春秋时晋范士燮不曾说过吗？“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然而圣人究竟是不世出的，所以战争也就与人类相终始了。 西洋人受尼采超人学说和达尔文优胜劣败天演淘汰论的影响，崇拜威权，迷信武力，以弱肉强食为天经地义，造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果毒流天下，而他们自己也常常自食其报。我们过去曾受他们的压迫，现在又受东施效颦的倭寇之压迫，追源祸始，不能不太息痛恨于这些思想病态的作家。 个人虽好作赞美战争的言论，但仅为过于懦怯的同胞而发，而且所赞美的也只限于自卫的战争。我不信印度人修到天人还不免战争之患的推测，也不信这人类的周期性疟疾，永无根绝之望。我认为战争不过人类蛮性遗留之大者，将来终会被文化改造、消灭。若人类没有战争，则不能满足其征服欲，发泄其掠夺狂，则又何妨把战争换个方面：与同类的战争，改为与自然的战争。 自然界的蕴藏是无尽的，自然界的奥秘也是探之不穷的，埋头实验室，和探险于南北极的科学家，比杀人放火以自残同类为豪的军人，其实伟大得多。因为后者是人道的蟊贼，而前者则为人道的战士。 中国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说来容易，实现却非常之难，单说治国便费了几千年的工作，还未臻于至善，要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即所谓平天下主义——恐怕又要几千年。民胞主义实现之后，又有物与主义，这工作更长久而繁重。即说可以做到，而还有许多工作永远不完，因为我是相信易经上宇宙“终于未济”那句话的。我们人类的英雄，既不愁用武无地，那末为什么要从事这毫无理性的战争呢？ 原载《东方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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