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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皇朝自戊戌维新以后，继之以义和团的胡闹，引起了八国联军，帝后蒙尘的奇祸。后来和约已签，列强武力的压迫虽暂告停止，人民对于清室的敬意却完全失去，怨恨之念与日俱深。并且一方面世界民主宪政的潮流，以不可抗的势力，冲进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方面国父孙中山先生种族革命的鼓吹，因了庚子的国耻，吸引了很多的知识青年，革命的种子在国内到处潜伏，遇有机会便要爆发开来。 我便在那个动乱时代，像一滴水泡似的出现于这个渊■人海，在我祖父县署里，过着说黄金固不似黄金，说黑铁也未必是黑铁的童年。不过为了生性浑噩，在那并不十分愉快的环境里，仍然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掏蟋蟀，扑蝴蝶，整天嘻嘻哈哈，和几只小猫相追逐。政治上有什么变动，大人们都不去注意，与我们小孩当然更风马牛不相及了。 可是，我在很幼小的时候，似乎便听见“革命党”这个名词。我的祖父每日阅读报纸，有时和宾客闲谈，也得着若干新的政治知识，他知道有戊戌维新，他知道有所谓宣传兴汉扑满的革命党。但祖父虽并非读书人出身，而且仅仅是一个七品功名的县太爷，却富于忠君思想，凡侵犯皇室尊严的，他都深恶痛绝，视为莫大的敌人。我们常听见他对祖母骂：现在这个世界还成个样子吗？康有为提倡什么保皇，骨子里是他自己想当皇帝。他曾进红丸想谋弑当今的光绪皇上，幸而阴谋败露，同党六人被杀，他却逃到外国去了，太便宜他！至于那个“海盗孙汶”更不像话，他居然想排满，要知道目前朝廷虽是满洲人，但入关已差不多三百年，对我们施了多少深仁厚泽，我们怎可忍心排它？况且君臣名份一定之后，永远不能改变，我们又怎样可以排它？祖父骂革命党总连保皇党一起骂，后来才知道他也相信了后党所散布关于康先生的不利谣言：他们不是说康有为这个名字便含有帝王思想，“有”是“富有四海”，“为”是“贵为天子”吗？ 祖父说的这些话，不但当时我们小孩儿听得莫名其妙，连祖母也半明不白。她问祖父“你老爱说什么‘君臣名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祖父回答道“同你们不读书的妇女说话真难，文了一点便嚷不懂。好，女人嫁人的道理你总知道吧。一个女人只能嫁一个男人，丈夫死了就该守节，不能再嫁第二次，这叫做‘好马不跨两鞍，好女不嫁二夫’，不是这样，便不算是贞洁的女人，人家都会瞧她不起。像我们做了大清朝的臣民的人，居然想对大清造反，那就是不忠，该捉来杀头。听说那个‘孙汶’在英伦曾被我们公使馆捉住一次，不知为什么又让人救了出去。真可惜。不过这种‘乱臣贼子’，将来国法总是难逃的，我们等着瞧就是了。” 这一回祖母好像弄清楚了，我们却只能懂个大意，将祖父说的话记录成为目前型式，乃根据后来叔辈所追述。当时真正听懂的是“康有为”、“孙汶”两个都是坏人，他们想造反，造反便该杀头！ 不过革命潮流居然冲入县署的铁门槛，爆发在年轻一代的书房里，却是我祖父所不能料到的。 祖父第二个儿子即我们的二叔，名锡衡，字均平，曾进过学，得过起码的功名——秀才。因他天生克妻命，连丧二妻，发愤要去当和尚，和尚若当不成，便要祖父让他东渡留学，结果，他到日本学习什么速成法政科了。到了日本，免不得断发改装，半年后寄回家中一帧照片，头上牛山濯濯，身穿方格西式学生装。阖家传观，觉得影中俨然是个和尚，不再是我们的二叔，祖母更伤心流泪，饭也吃不下便去睡觉。她为怕儿子当和尚才花费一笔钱让他出国，谁知仍然剪去了辫子，这与当和尚有什么分别呢？一个人出了家，从此便要六亲不认，世缘尽断，这个儿子不算是丢了吗？ 二叔赴日本仅年余便返国，当时我太幼小，不知他为什么，认为他和尚当腻了，又返俗，后来才知道是为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留日学生认为有辱国体，闹了很大的风潮，许多留学生都卷起铺盖回国，二叔也是回国学生之一。 他在祖父县衙里装了一条假辫，睡个午觉，辫子会掉下来，小孩顽皮扯辫梢一把，也使他立刻秃顶豁露，当堂出彩，他常怨苦不绝。后来头发长长了三四寸，那条假辫才编结牢固了。 二叔在日本时，不知曾否加入中山先生的兴中会（我想他没有，但看他以后和革命党不发生关系便知），不过他一到日本，思想便起了绝大变化，回国后便在弟辈侄辈中灌输革命思想，宣传排满理论，县署里那间为男孩们所设置的书房，空气日益激变，老师不知道，祖父当然更不知道。 记得有一回我在书房门外走过。忽见四叔五叔六叔，大哥二哥在庭院里用竹竿挑起一方白纸旗，旗上大书： 杀尽满洲鞑子， 恢复大汉河山。 他们在旗下拍手欢呼。我那时已能读一些旧式章回小说，在精忠岳传里知道金国人叫做鞑子，又听见人说我们的大清朝皇帝也是鞑子。不过我那时头脑里并无种族之见，只知皇帝高高在上，和我听惯的“玉皇大帝”、“如来佛”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再者祖父经常说那类忠爱的议论，我虽听得似懂非懂，也相当受他的影响，现在看见“杀尽满洲鞑子”一类大逆不道的话，竟在县署里出现，我怎能不惊！ 我当时便学着祖父的口气对他们说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是想造反吗？造反是要杀头的啊！” 他们见秘密被人窥破，颇为气愤，一齐握拳跺脚骂道：“小鬼头，谁教你来偷看？快滚吧！你敢把今日的事去对人说，看我们不揍你个半死！” 我吓得拔脚就逃，果然不敢把那天所见对人提起。 二叔在家里没住多少时候便到上海，和那些回国留东学生创立中国公学。他居然说服了祖父，捐出了一笔廉俸，作为公学的开办费之一部分。他自己在那个学校里算是创始人，又算是学生。三叔、四叔、大哥都跟他去上学。五叔体弱多病，六叔二哥年龄太小，仍留祖父身边。后来六叔二哥还是去了。中国公学是光绪乙巳年（公元一九○五）开始创立的，第二年，即光绪丙午（一九○六）胡适之先生也考入这个学校（见他的《四十自述》），可见我们一家人和胡先生都有同窗之雅。可是，五四运动后，胡先生出了大名，我却没有听见叔辈谈起这件事。开始我不知其故，现在才知道胡先生在中国公学时，名字是“胡洪骍”庚戌年（一九一○）他考清华官费赴美留学才改名为“胡适”的，无怪我二叔们弄不清楚了。 至于我二叔在那公学里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祖父便要他回家结婚，他的命果然不利妻宫，不久又遭了鼓盆之戚。心灰意冷，和尚固不做，革命也不谈了。进了天津法政学校，第四次续弦，生了一夥儿女，自此只想谋个一官半职，获升斗之禄，以维家计而已。我的四叔和大哥后来也均以家室之累，壮志消沉，成了一个普通人物。可见人在少年时代以无所牵累之故，思想纯洁，志气也较高，是非善恶之辨，比中年老年来得正确，究竟是可爱的！ 晚清的政治被西太后和一群昏庸贪戾的亲贵大臣，搞得败坏不堪，人心尽失，革命的火种蔓延愈广。听说一个叫做吴樾的革命党，身怀炸弹，强图挤上火车，行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五大臣没有刺到，他自己却给炸弹炸死。没过几时，又听见有个革命党叫做徐锡麟的捐了一个道台，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捉住剖心活祭。又有一个女党员名叫秋瑾的在大通被砍头。当祖父到上房，心情非常沉重地把这些消息报告给祖母时，祖母总是战抖抖地说“啊！啊！革命党这么厉害，又这么不怕死，看来大清江山是保不住了呀！” 这些话我们当时也不大听得清楚，只听见什么“炸弹”，是不是像我们过年时节放的“冲天炮”、“双响”？什么“剖心”，莫非像太平天国他们玩的那一套？所有人名、事迹，都是我现在按故事情节给补上的。 我那时受祖母委任管理上房猫儿，四叔顶聪明，也顶刻薄，惯用俏皮话挖苦人，唤我做“猫监”。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出典，现在想他也许从史记司马相如传“狗监”两个字套来的。我只要几只小猫能和我相终始，大清江山保得住保不住，与我有什么相干？ 可恨的是：小猫才一长大，正跌扑起劲的时候，祖母便替它们找婆家，一只只嫁出去。每嫁一只，我就伤心难受几天。看来大清江山，果然比不上我的小猫重要。 祖父由金华兰溪调到钱塘仁和，一共干了好几年，最后二年我已稍能阅报。 叔父诸兄自上海回家度寒暑假，总带来一批新书新报，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刊物都有。前者可以公开，后者则成了他们枕中鸿宝，背着祖父偷阅。杭州距离上海颇近，新风气传来颇易，县署里报纸已有好几份了。党人的机关报什么《民呼》、《民吁》、《民立》的，也备了一份。国家大事、世界新闻，当然不是我所能完全了解，但也知道这种报纸言论颇激烈，和满清政府处处过不去。叔父诸兄非常爱读，我的兴趣只集中于钱病鹤绘制的画报，曾收订了几大册。辛亥年三月间，革命党大举袭击广州督署，事不成，同志殉难者甚众，葬黄花冈者七十二士。民立报那一段时日里的文章，激昂悲愤，有光有热，我读了每深为感动。该报所发表的林觉民、方声洞烈士遗书，也赚了我不少的眼泪。可是这不过感于他们的慷慨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并不搀杂种族情感，后来山西巡抚陆钟琦全家尽节，我还诌了一篇祭文祭他，便可证明我的话了。 即于是年八月间，武昌首举义旗，埋伏全国的革命火种，像受着狂风的煽扬，顿时都放出熊熊光焰，汇成了一片火海。今天打开报纸。某某地方光复了，明天打开报纸，又某某省份宣布独立了。报纸宣传的威力，再没有像那个时代大得惊人的：好像张良一曲楚歌，吹散了楚霸王八千子弟兵，又好像一股强烈台风，袭来时拔木摧屋，排山倒海，非人力所能抵抗。有人说满清三百年的皇朝是给报纸打垮了的，果然，果然。不过若非人心思汉，报纸又能发生什么力量？人心何以思汉？又岂不是为了种族情感是人类的良知，人类的本能，虽被压抑数百年之久，一旦时机来到，便像万派狂流，朝宗入海，沛然莫之能御；又像火山爆发，烈焰冲霄，熔浆滚滚，蔚成天下奇观。 我的祖父在江浙做了二三十年的县官，积资升任海宁知州，时已交卸了钱塘县县篆，赁屋于抚署左右，待办理了入京引见各项手续，便将赴任。是年九月中旬，上海光复，浙江也于同日落入革命军之手。率领部队攻击抚台衙门，生擒巡抚曾韫的革命军头领，后来才知道便是现任总统蒋公介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阖家上下都提心吊胆，寝食不安。那晚听见抚署枪声，知道革命军已在发动，当然更秉烛待旦，不敢更睡了。天色已明，有个小仆人悄悄来报告，看见革命党军队都骑着马，出入抚署，马都是好马，跑得飞快飞快。我素胆大，兼好奇心重，便溜出大门，隐身照壁之后，向抚署偷窥。果见一些马队，马上人都着新军制服，背着枪，进进出出地。等了一会，又看见一大队骑马的人出来，个个年轻力壮，精神饱满，最后有一位目射神光，威仪不凡的少年将军，我见站在大门口守卫军士都举手对他敬礼。现在回想这位将军也许便是今日的蒋公吧。倘使我的猜测没有错，那么，在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双辫垂肩的女孩，便已瞻仰到这位伟人的丰采了，请问是何等的荣幸！ 革命军除攻占政治中心以外，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纪律之好，简直像个奇迹。我祖父那时是个已卸任的官吏，本来不必急于遁逃，但有几个僚属想邀他去投效新政府，他要做满清忠臣，惟恐名字见了报纸，掉进黄河也洗不清，还是躲避了为是。他先率领全家老小，在迎江寺附近某相熟栈房住了一夜，次日包了几只船直航义桥伯祖父家，住了半月，托人在上海租界租了一幢弄堂房子，做起寓公，从此一住便是三年。家丁卫兵早已遣散，家中只留一二家乡男仆，二、三丫环和佣妪，合计家口也还在二十余人上下。 我的智慧开启颇早，而知识的发展则甚迟，实以身为那个时代的女孩，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县署时，虽看了些稗官野史，也会胡诌几首打油诗，清末流行一时梁启超文字和民立报排满理论，也略知梗概，但对政治情形完全隔膜，并且也丝毫不感兴趣。满清皇朝倾覆了，我不知惋惜，革命成功，共和政体成立了，我也不感鼓舞，仍然糊里糊涂，过我的日子。 前文固曾说种族情感是基于人类的良知和本能，我的种族情感什么时候开始觉醒的呢？可以说在上海那几年里。那时不知从何处弄来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书来；又不知从谁借来了一部大义觉迷录，一些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记事，一些关于清朝的野史笔记之类，胡乱翻了一阵，我的思想便和祖父的起了莫大的距离，而和叔父诸兄接近了，而且憎恨满清，比他们更激烈，更彻底了。 扬嘉屠戮之惨，虽足令人怵目惊心，但和我幼时所听祖公祖婆辈口述的洪杨暴行相比较，觉得也没有什么；何况我还读过蜀碧，张献忠在四川所干的，不更可怕十倍吗，我所恨的是大义觉迷录，那位雍正帝把曾静、张熙一对师徒当猴子来玩耍，逼他们“弥天罪犯”长，“弥天罪犯”短，满口认罪，并逼他们写出《归仁论》那种言不由衷，可笑的文章。雍正自以为道理争赢了，将双方辩论文字，刊印成书，颁布天下，其实正如某作家所说“一个做皇帝的人与书呆子打笔墨官司，有甚体面？”满清最可恶的是从来不讲信用。譬如雍正假示宽仁，将曾静、张熙赦归乡里，并遗嘱子孙，决不可再将他们加害，谁知雍正才一归天，他儿子乾隆帝便把曾张抓到京师，请他们各吃一顿鱼鳞细剐，说是替先帝报被辱之仇（因曾静曾控雍正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诸般罪状）。做皇帝的人如此行事，说得过去吗？杀降不祥，也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满清则自入关，至平定三藩之乱，及太平天国之乱，杀降成为家常便饭。也可归入不讲信用之例。 那十次文字大狱，更足骇人。人家做诗，做出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算是讥讽清朝提倡文化事业了，捉来砍头！人家咏黑牡丹，偶然说了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又算是暗示满清夺取朱明的天下了，死了的开棺戮尸，活着的杀头灭族。为一部私家编写的明史稿，当事人全家就戮不算数，刻书的工匠，贩书和买书的人，都赔上性命。甚至听说当查抄书店时对偶然在那店里歇歇脚的过路客，也不分皂白青红，撩进一汤锅煮熟。某寺藏经楼偶夹有前代因国难出家的某文士一部手稿，其中有反清复明的话，被一游客拿去告密，全寺数百僧人均送却头颅，那座大丛林也付之一炬。 这一类血淋淋的记录，我们于数百年后来读它，仍觉惨雾迷漫，腥风扑面，有不知人间何世之感，当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国，亡国奴生活之苦还能想象吗！ 满清诸帝之杀人，总要说出无数道理，逼迫那被杀者自己承认罪恶之重，已无可容于天地之间，反恳求皇帝将他早日明正典刑，让他死时良心稍获宁贴。每一个被杀的人，总颂扬皇帝至公至平，他只有心悦诚服，甘愿接受任何处置。假如真无大罪，而皇帝要寻他开心，轻轻判他一个死罪，也只有望阙谢恩，引颈就戮，这叫做雨露固属皇仁，雷霆亦是帝德。诸帝杀人，又常诿责于群臣，表示那是公意。他们常叫满朝臣子公议某人之罪。群臣揣摩圣意，故意将那人判决得十分沉重。皇帝则又下旨，减罪一等，譬如凌迟者改为斩首，灭族者改为充军，使人归怨于群臣，转而感激皇帝的宽大。清帝又常压迫人出卖朋友，好像年羹尧之狱，雍正唆使某某督抚告年谋逆，并暗示你们想自己免罪，只有出此一途。许多人怵于杀身破家的惨祸，只有昧着良心，做这种伤天理的勾当了。 我国士大夫最讲究气节，读书人又死爱颜面。满清诸帝瞧透了这一点，对此每极力摧残，简直不留余地。你自以是堂堂的一个人吗？我偏要剥夺你的衣冠，叫你匍匐泥涂，自认是至卑至贱的虫豸。你说士可杀，不可辱吗？我偏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你自己痛打嘴巴，直打到我认为满意了，才让你死去。这里有个显例：乾隆朝有一臣不知得了什么罪，皇帝并不杀他，只教他缴上印绶回家，却叫满朝大小臣工，每人做一首诗给他饯行，那些诗嘻笑怒骂，轻蔑侮辱，洋洋焉极天下之大观；皇帝又钦赐一个“名教罪人”的匾额，要他悬挂家中大门上，仍命地方官监视着他的行动，时常呈报。直到一日地方申报某人已痰终，皇帝才停止他残酷的戏弄这里又有一个显例，某臣常以道学自命，偶受某案株连下狱。皇帝叫人审问他，每每举些与本案无涉，而与其人行止有关的话来问他。譬如某某事你居然干了，是不是“廉耻丧尽”？你自负理学，某件事合乎“天理”之正呢？还是“人欲”之私呢？这样问案，你认为奇怪吧。不算奇怪。奇怪的是问官怎样问一句，犯人鹦鹉学舌般照样回答一句：“是呀，我干某事，果然廉耻丧尽，尚有何话可说？”“是呀，我所作某事，纯乎是人欲之私，没有半毫天理，哪里算得道学？”一般犯人总设法替自己解辩，或东闪西诿，企图拖延定案的时间，而这个犯人，倒像想堂上早日判决他的罪名，让他早些受死完事。我开始也不解其故，后来才悟出道理。大凡猫儿捉住老鼠，总爱七擒七纵，舞弄半天，直到那只可怜鼠儿鳞伤遍体，奄奄一息了，才肯加以大嚼。聪明点的老鼠便索性僵卧不动，瞑目装死，让猫儿提早将它吃掉，免受零碎罪，我想这个犯人是从猫鼠之间，得到对付清帝恶毒手段的妙法吧？ 满清诸帝自知本属腥羶之族，文化水准太低，最怕中国文学之士。有一个文臣大概是因名气太大，皇帝有点忌他。他已辞官回乡，某次皇帝南巡，他不敢不来接驾，皇帝一见他的名字便对左右说“某人还没有死吗？”那个臣子当晚果然死了，不知是做皇帝的人果然是金口玉言，说某人死，某人便真的死了，还是那文臣听出皇帝说话的苗头不对，赶紧自杀，趁了皇帝的心愿，图免一家之罪，我想理由是属于后者。又有某文臣以健啖著，患伤寒大症，尚未全愈，皇帝派人问他还能吃肉吗？他回答道“能”，赏了他一大盘半生不熟的红烧猪肉，那文臣吃罢，立刻旧症复发，呜呼尚飨！这位臣子即说饕餮，也未必肯以性命赌胜，他之甘愿吃那盘猪肉，理由当然也不问可知。要说党狱的株连，明朝比满清更厉害，清朝文字狱每次所杀不过数十人或数百人，明太祖胡惟庸之狱滥杀至三万人之众，为了奏章里“体乾法坤”，“为民作则”诸语，怀疑笑他为僧，骂他作贼；也杀了若干拟稿的教官；明成祖于方孝孺一杀便是十族。明朝对待大臣，动辄加以“廷杖”、“立枷”之辱，清朝则尚无此。不过明朝诸帝仅属横暴无知，不像满清之故作精神上的虐杀，明朝诸帝仅加人以形体上的摧残，不像满清有意的侮弄，我以为后者所给人的痛苦，是远胜于前者的。何况明朝皇室是汉人，是我们同种，受同种的迫害，比受异族的凌辱，在感觉上总有些不同吧。 以后十余年，我又读了金源，蒙古侵略我们时所作种种罪行每使我愤恨填膺，郁郁者数日。抗战中期，我受中央宣传部的请托，写了部《南明忠烈传》，又以明末抗清志士的故事为题材，写了若干篇短篇小说，编成了一个《蝉蜕集》，我民族思想的水银柱，那时可算已上涨到了最高峰。 于今基于我的楚辞研究，知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区区种族的歧见，更属无谓，我算已摆脱了狭小的民族主义圈子，迈进阔大的世界主义的天地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对满清仍抱甚大的恶感。每见有些遗老遗少，眷念前期，喜谈掌故，隐约委婉地对满清歌功颂德，心理辄觉老大不快。于今五族共和，我对旗籍人士当然以同胞相待，可是，假使宣统还想复辟，我也要去做革命党的。人家说我对一种主义或思想，不能得风气之先去宣扬，等那主义或思想快落伍了，然后才来承认，笑我是个尾巴主义者，我每直认不辞。辛亥革命前，我太幼小，不知道革命，于今将进坟墓了，又说要革命，抓尾巴恐怕连尾梢上的毛也抓不着，不太可笑吗？但我不管，我不许异族再来统治我们！ 我的祖父自光复后，隐居不出，贫病而死，我谅解他，对他不失其尊敬，因为他是我的祖父。像王静安先生投水殉清，我也谅解他，对他也不失其尊敬，但有时却怪他身系学术文章之重的人，作此匹夫匹妇之愚行，哪里犯得着？何况他所殉的还是异族之君呢。 这当然是我的矛盾，但也可见种族情感果然基于人类的天性，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 原载《作品》第四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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