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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自己的屈赋研究，过去说的话本已不少，无奈总得不到读者什么反响，于今《屈赋新探》第一集《屈原与九歌》出版已将半年了，批评文字也算有了几篇，说的话，可以说对我“称许过当”，令人读之汗颜，但朋友传说则谓学术界颇多反对的意见。他们的话总括起来不过一句，就是“域外文化在汉以前传入中国是决不可能的。”但域外文化这句话正是我的“中心思想”，我一百数十万字的《屈赋新探》完全以此为根据，为基础，根据失去了，基础动摇了，则全书的价值自然等于一个“零”了。现在我向读者解释的正是这个问题。 屈原的《天问》和《九歌》，以前所以不大为读者所了解，历代楚辞注家所以费尽心力，不能疏解明白者，就是为了《天问》和《九歌》的内容多为域外的文化分子，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王逸号为楚辞权威，他注《九歌》一些难解的话——譬如《九歌》里常有祭神的男女信徒向所祭之神说许多爱恋思慕的话，宛如人间男女对所爱之对象者，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如此，于是他灵机一动，宣布这些话都是“譬喻”，正如后世所谓“托夫妇以言君臣”，是屈原借以表明他自己与楚怀王君臣遇合之关系的。于是十篇《九歌》，在王逸笔下只在屈原与怀王身上反反覆覆兜圈子。我替王逸这个方便法门杜撰一名，曰“王逸的象征主义”。这个象征主义，倒并非王逸所单独发明，汉儒解释《诗经》，早就在大用特用了。 朱熹的《楚辞集注》论《九歌》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朱熹这番话把王逸的象征主义，算已充分发挥了。自王逸到朱熹，自朱熹到明清，甚至现代的旧派楚辞注家，都墨守着这个原则。头脑比较开明者，不敢譬喻之说，则从六朝神弦曲里采敢一二句子，证明民间祭神照例要夹杂一些“亵慢”、“荒淫”、“燕昵”的话头。《九歌》既是湘江流域民间祭神之曲，当然逃不出这条定律的支配。 但若问为什么有这条定律，则那位说话的学者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早在四十余年前，我撰写《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便凭藉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证明《九歌》那种现象，是“人神恋爱”的关系。而人神恋爱又由“人祭”而来。此文原收于我的《蠹鱼集》，后收于我《文星十书》，即以文题为该书之名。 至于《天问》以文理杂乱，内容深奥，能解得通的，二千数百年来更无一人。 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九歌》之神乃九曜之神，是域外来的。《天问》更是域外文化思想之总汇，不明域外文化情况是无法解释的。这域外文化策源西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传播遍于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如埃及（埃及与西亚文化同其古远，各自发展，但曾相互受影响）希腊、印度及沿地中海诸国，均在此种文化势力笼罩之下。这种文化曾两度来我中华，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则在战国中叶，后者正当屈原时代。 我曾在《屈原与九歌·自序》里说过，屈赋之难于理解者，是因为中间横梗着一道坚墙。这道坚墙不打破，再过二千数百年，或几个二千数百年，屈赋所给我们的，依然是“闷葫芦”一个，打破了，则屈赋立刻出黑狱之冥冥而就白日之昭昭。全部内容，皆将点滴无遗，纤洪毕现地呈露于我们面前。所谓坚墙，便是域外文化。 我相信自己这些话并非夸诞之辞，读了我的《屈原与九歌》，便将开始相信。读完我的《屈赋新探》一百数十万字，更将认为我的话果然大有道理，值得研讨。 我们中国人向来相信在汉以前，中国完全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汉武帝通西域，对外始有交通，也知道有什么“身毒”、“乌孙”、“西域三十六国”等等，但其地域皆在中亚和东南亚，于今竟说文化来自万里外的两河流域，毋乃太过于遥远。而且域外文化在战国前便已来华，实是一桩极大的事，何以从前竟无人知道，历史上竟无丝毫痕迹可寻呢？况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原非一次。像汉晋以来的佛教文化，明清以来及近代的西洋文化，他们的高僧大德和传教士，怎样抱宏道之旨，排万难而来中华，我国热心慕道之士，又怎样冒万死，而西行求法；我国又怎样立庙度僧，译经制典，事实皆朗若列眉，斑斑可考，为什么战国前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事，竟如云雾中的神龙一样，既不见其首，又不见其尾呢？为此说者，若不能把域外文化两度来的“来踪”“去迹”交代明白，则他说的话又怎能教人信服呢？ 这真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天下事固有许多离奇怪诞，出人臆度者，我们却不能因其怪诞而否认那件事实的存在，照逻辑学上原理说，凡事有因乃有果，我们固必须由因以觅其果，但也可以由果而溯其因。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固不能像佛教文化和西洋文化之载诸史册，易于查考，它所留下的痕迹，却明明白白存在我们文化体系里，成了我们的新血轮，新细胞，甚至于新生命，无论如何，不能抹煞。 我所主张域外文化曾二度来华，第一度在夏商前，以时代久远，这文化是怎样来的，实难查考，不过它所留下的痕迹，则有以下各端。这几端均在战国前，与两河流域及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所有者，若合符节。除非你否认世界几支古文化所有诸点，是笔者个人所伪造的，否则你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体系里这些显明的痕迹。 现将这几端痕迹，简单列举于次： （一）齐国之所以为齐，因居大地脐上，脐在人体中居于正中，即在人体上半部与下半部的中间。国家或仙山，既云居大地脐上，则处大地之正中，故齐又号“中国”。 （二）齐境泰山在古代居于昆仑地位，它在大地脐上，上对天之脐，为天门。中国帝王封禅所以必在泰山举行者，即因由泰山上天是一条捷径。封禅的原意就是升天成仙，所谓“成功告天”，是后儒的强解。 （三）西亚世界大山——即昆仑——下面即是地府，地府又名幽都。泰山下有梁父山，乃是一个大坟场，帝王封禅时在泰山顶上行封礼以祭天，在梁父行禅礼以祭地。古时谓人死之后魂归泰山，实则归梁父的地府。东岳大帝也即是死神，地位等于印度的阎罗天子。后来渐有地府十殿之说，人们便把魂归泰山的事给忘记了。 （四）齐国境内有八神将，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实则是连大地而言的七曜之神。七曙即水、火、木、金、土、日、月的七颗行星。源出西亚，有七星坛以奉祀。后变为九曜，加蚀、彗二曜，七星坛也就加了两层，变为九星坛了。传入我国时尚为七曜，可见传入时代之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到泰山封禅，连带地将八神奉祀之地——寻出。《史记·封禅书》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其祀绝，莫知其起时。”亦足证八神入中国时代之古，连始皇时，都搞不清楚了。 除此以外尚有鲧禹与洪水故事，夔与巫咸故事，是否发生于齐境无可考，但都与西亚最古的创世史诗及神话有关。 齐地原为鸠爽氏故居，其后又有季荝氏、逢伯陵氏、薄姑氏。周武王伐纣得天下，封功臣吕尚于齐，后来为齐首都的营丘尚为夷族的莱人所盘踞，大约姜太公用了若干武力加以扫荡，始能将莱人驱逐或逐渐消灭。皆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述这些域外文化分子是鸠爽氏等民族所接受的，还是莱人，不得而知，但我看当是鸠爽氏及莱人一类民族。据《左传》杜注，鸠爽氏乃少皞之臣，则其时代尚在唐虞以前。少皞、唐、虞，我都不信其为真实历史人物，惟鸠爽氏时代绝早，则可断言。这类民族我相信他们文化水准尚高过华族（华族二字乃姑指，无非言其为与夷狄异之民族），正如徐偃王时徐之文化高过周民族。后以各种因素，被华族压抑下去，他们便被称作“夷”、“狄”、“蛮”、“戎”，他们所携来的域外高等文化也被华族接收，又由齐辗转传布诸国，竟当作中国所固有的了。 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大量传入。这一次与第一次不同，是挟着排山倒海的威势传进来的。我曾作一揣测：是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非亚三洲有关。大批学者为逃避兵祸，携带着学术知识，辗转逃到了远东这片安乐土。这些学者也许尚携带眷属同来。他们也是人，需要穿衣吃饭，到中国后，或居留齐燕诸大国，受当时君主的礼遇与赡给，或寄食于王公大人之门。战国所谓四公子大概有几个曾为这些外来学者的食主。有些学者则以他们的学问为交换生活的工具，收受生徒，靠束■或学生的供养为生。齐国的稷下更为此类学者聚居之所。以邹衍为之巨擘。 自夏前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到战国中叶，时间已经过一千数百年甚至二千年之久，文化总是向前进步的，域外文化在不断进步之中，乃是自然之理。第二度传入的文化比第一度传入的，条理当然更加细密，组织当然更有系统，幅度当然更增广阔，内容当然更见精深，是以那文化一到中国，殿堂倾倒，举国风靡，而激起了战国中叶波澜壮阔，光芒四射的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些域外学术思想，散见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之书中。连号称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也沾染了不少这种文化的色彩。屈原曾使齐三四年，以他天生绝世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及其善于吸收新知识的灵敏头脑，必与稷下谈士中那些域外学者深相结纳，殷勤请教，所获域外知识非常丰富，返楚后，乃写成《九歌》那一套神曲，更以全部域外知识，如天文、地理、神话与杂有外国神话之夏、商、周三代历史事实，撰成《天问》那个鸿篇。又写韵文的自传《离骚》，充满遁世升仙浪漫思想的《远游》，更以溢出的资料写《招魂》。 屈原这类作品的内容在当时原是人人知悉的，其后域外文化传入的事，渐为人所遗忘，他大部分作品内容，遂成为千古不解的大谜。 域外文化传入中华，果然是一桩大事，为什么竟渐为人所遗忘呢？这又如前所述，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难题，勉强解释，则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原因是遭遇了政治上巨大的压力。秦始皇热衷于求仙，企图从仙人处得到长生不死之药，费了无限的人力和钱财，仍然一无所得，反被方士讪谤。愤恨之余，迁怒于域外文化而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产生。他所焚的书固为儒家经典，恐包涵域外文化知识之书，更居其大部分。李斯等劝始皇焚书时本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诗书儒家经典，百家语即诸子百家，当时最富于域外文化色彩的书籍了。始皇所坑之儒，照《史记·儒林列传》说乃系“术士”其实即是“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为始皇求仙药而不得惧诛亡去者以侯生、卢生为首。“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我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谣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据胡适先生说：“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想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中国哲学史大纲》） 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始皇或者并不爱儒士，但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这里又有郑樵的一番话为证。樵云：“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故对。是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之后，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计议不合者耳。”（《文献通考》） 方士固可作方技之士解，但“方”字古时实指异于中国之邦国，如“人方”、“鬼方”、“徐方”……即域外诸国。“方”后变为“番”，又变为“胡”，又变为“洋”。始皇所坑方士当然不是战国中叶来华之域外学者，他们有的回国去了——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也许是回其所从来之国吧——有的老死于中国了，其所传授之徒子徒孙，亦名方士，意指研究域外学术之人。 始皇说方士们“为谣言以惑乱黔首”，毁谤始皇的不德，固为其罪状，恐怕他们还要将战国时域外传来的“禅让”说搬出来企图撼摇秦的政权。禅让之说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尧舜官天下故称圣王，禹德衰，不传贤而传子，这些学理为盼望万世一系的始皇所最畏恶者，自然要设法制止。 域外文化经秦始皇的大力摧残，为之一蹶不振。其后又有刘项六七年的大战，流血遍野，肝脑涂地，文化事业，谁还讲求？至孝景时尚未除挟书之禁；中国人几乎全体成为文盲了，更有什么文化可言？及武帝即位，雅好楚辞，暮年又好神仙，屡次东巡，封禅泰山，遣方士入海求仙药，齐燕方士又趋活跃。武帝的叔父刘安与门客集体创作一部《淮南鸿烈》更集域外文化之大成。惜数典已忘其祖，竟不知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了。 第二个原因比较简单，是我国人把域外文化当作中国的固有文化，遂不知注意。佛教文化是汉晋时从印度传来的，明清及近代西洋文化是欧美各国传入的，中国人知道很清楚。至于域外文化第一次传入我国，已在夏商以前，时代久远，已被吸收于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已如前述。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复传来，与第一度传入者，面目虽稍异，精神则完全相同。中国人以为自家宝物，又归故土，虽觉博大精深，远胜于前，非常兴奋，却引不起像对于佛教文化及西洋文化一般之新奇的感觉和震惊的心理。像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言九重天之说，《明史·天文志》云：“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利器，前此未尝有也。”但对于西洋人九重天之说，则又云：“楚辞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这就是说九重天之说，中国古已有之，西洋历算之学比我国精深，所以言诸天层次及其相距之远近，比我国为详而已。既如此，则九重天之说又有什么稀奇呢？ 其实中国古时的九重天，七曜，皆来自西亚，西洋亦受之于西亚再传弟子之希腊，其相同之点是无怪的。 第三个原因，或者中国古人也像印度人一样，缺乏历史观念；或者基于民族自尊心理，把外国学者一律华化。他们原来的国籍，原来的姓名，及其远道来华的事由，一概加以有心的修改和故意的抹煞。只有他们的学说是无法改头换面的，所以邹衍的“大九州”，《五德终始》及《庄子·天下》篇所介绍的战国诸子学说，尤其公孙龙的坚白同异之辩，及惠施的卵有毛、鸡三足、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的二十几条原则，其中“轮不地”、“飞鸟之影未尝动”与希腊诡辩派的理论完全相类，即其明证。 再者域外学者姓名籍贯之改变，或者是他们所自为而非中国之有意改窜。人类有“入乡随乡”的天性，域外学者入了中国，一定要与中国朋友或弟子相商，替自己取个中国名字，改穿中国衣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这在明清及近代西洋传教士还是如此，又何况战国时代？久而久之，中国人忘记他们是域外来的，他们自己也忘其为域外人了。 不过若非秦始皇之大力摧残及汉初百年文化之破产，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大量传入之盛况，中国人不致忘得这么干净。现在我再把域外文化两度入华的“来踪”“去迹”再作总括的交代。第一度何时传入，不可考，时间姑定为夏商前，传入第一站系在齐境。接受之者为原在齐境之鸠爽氏，或者所谓鸠爽氏等即是移民。他们气魄不小，文化程度也高，他们在齐境建立了一个雏型西亚国家，但观其七曜诸神（即八神）奉祀地域散布之广，几及山东半岛的全境，泰山俨然成为西亚“世界大山”的翻版，即可知道。这类民族历久势微，被华族消灭，接收了他们的文化。因为是从异族手中接收过来的，转了一个大弯，所以“来踪”便弄模糊了。“去迹”呢？没有去，混入中国文化，浑然成为一体了。 第二度域外文化传入时代是在战国中叶，“来踪”极其明显。不过以前尚未为人知，今借助于我的楚辞研究，隐蔽之幕始大揭。“去迹”呢？也没有去，经案始皇及汉初百年之衰落，又以汉武帝求仙运动而复行活跃。不过自武帝罢黜百家专尊孔子后，中国成了儒家的天下，诸子百家之说，成为偏统，罕有注意者。汉纬书家将域外文化当作儒家经书之纬，谓一经一纬，始能织成布帛，惜妖言怪语究竟太多，及变为推背图，烧饼歌一类预言，更无齿及之价值。经纬书家之努力，域外文化之点滴，虽赖其书而保存，却非域外文化原来的精神了。 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以齐境为第一站，也可说以齐境为根据地。这个文化在此区域，曾轰轰烈烈，着实热闹了一番。第二度来华，最先登陆处也是齐国，稷下谈士中的邹衍，不是这批外来学者的领袖吗？ 我以前假设域外文化来华有三条路线，第一条即自印度洋沿海东行，再沿海北上，直到山东之罘、登、莱而登陆，现在我想这一条路线是最重要的，为了两度来华文化均从此道而来。 山东半岛负担两次沟通中外文化的重任，在地理的光荣上，诚莫与京了！ 选自《屈赋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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