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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我在杭州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就少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 大学生活结束后，江清到清华大学当陈寅恪教授的助教，我在上海从事文学出版事业，我们的生活与思想，距离远了。从此，几乎不相闻问。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昆明相聚，但也只有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却极少彼此串门闲话，似乎我们都发现思想、观念、兴趣，都有了距离，不容易契合了。 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他进清华大学后，我希望他参与西方学者的汉学研究，做些像冯承钧那样的工作。然而他不走这条路。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我所知道的，恐怕是《八仙考》，因为在酝酿这篇文章时，他曾在暑假中回里省亲，和我讨论过。以后，在抗战前夕，他发表了一篇《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这是他的一篇力作，解决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疑案。一九四一年，朱自清、叶圣陶在重庆创办《国文月刊》，江清也写过几篇文章，但我不能都见到。 在昆明的时候，我曾当面批评他太懒于写文章，太勤于吹笛子、唱昆曲。他说：“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我对他无可奈何，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在江清逝世二十年之后，朋友们才为他编印了一本《浦江清文录》。我才从那里看到他许多文章，都是我没有见过的。现在，季镇淮同志又搜索他的遗文，编为一集，名曰《浦江清杂文集》，要我写序文，并寄来了全书所收的篇目。我一看，有许多篇目似曾相识，大约都是三十年代《大公报·文学副刊》或北京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见过，但不知是江清的手笔，因为他当时署的是笔名。 这一情况，使我不免有所感慨。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写过不少文章，而我说他懒于秉笔；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他有许多著述，而我在他下世后多年才能见到。这样的老朋友，不止江清一人，还有沈从文、钱歌川、杜衡，无不如此。沈从文在一九四○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我几乎都没有及时见到。钱歌川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发表的大量散文和英语教学资料，我在一九八○年以后才见到一部分。杜衡去台湾后，放弃文学活动，改行研究经济，发表过不少经济评论，对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间才能见到，而他已逝世将有三十年了。 绵延四十多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分裂、政治闭关、文化禁锢，造成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严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离析，我在为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时，不禁为此而发生感慨。我祝祷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出现这些情况，造成人民之间的文化孤独和隔阂。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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