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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诗抄》预告了五年，今天总算编定了。从收集、润色、抄写到编定，足足费了我四年时间，在我所曾印出的单行本著译中，这一本算是最难产的了。但是，五六十年间，随时即兴译出的外国诗篇，居然能编成一集，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印行，在一九八○年前，还是我不敢设想的。 从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我国的新诗，经过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尝试，已经逐渐地在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新诗，在很大成份上已摆脱了旧诗的拘束，而分别和外国的诗坛合辙了。英、美、德、法、俄罗斯和苏联，乃至日本，这些国家的近代诗人，对我们的新诗人都有过影响。我这本译诗集，能够列入《诗苑译林》；与众多的译诗同志一起，对外国诗尽一点介绍之责，对青年诗创作者提供一些借鉴的参考资料，我私心引为荣幸。 这一本集子是按照我翻译的年代先后编定的。英国和美国两部分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所译，那时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流在美国被称为“新诗”的作品，因而我所译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诗。抗战期间，在长汀厦门大学，看到几本希腊诗，于是也选择了几十首。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得到一本英译的波兰诗选，于是又译了不少波兰诗，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部分。一九五○年代，读外国诗不多，但碰到一些介绍西班牙诗歌的译本，又随手译了几十首。一九六○年代，忽然又对外国诗热心起来，想编译几种外国诗选，第一个计划是选译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派诗，于是就动手选择，打算译满一百首，就可以编一个集子。岂知“浩劫”从天而降，一百首没有译满，非但诗兴阑珊，连已译成的稿本也被抄去了。今年，正在抄写失而复得的法国诗和比利时诗，无意中看到一本《丹麦诗选》的英译本，诗兴复萌，重理故业，又译了十八首。我现在按照这样一个译诗的历程编定我的译诗集，作为我译诗经验的里程碑。诗是不可能翻译的，尤其不能从译本中再译。我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是从原文译的，但我还不敢自信已译得不失原意。有些是对原诗还没有完全了解，有些是我的外文水平不够，没有看清诗意的结构。我看过外国人译的中国诗，有许多译文使我失笑。以彼例此，我就决不敢自许我的译文了。法国诗有许多英译本，对读之下常常发现它们不能完全契合。英译本往往改变原意或增加词语，如果我从英译本转译，和原诗的差距必然更大。法国人译的英、美诗，也同样有此情况。我译的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诸国的诗，均从英译本转译，也就只对英译本负责。 关于译诗技巧的理论与实践，也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要照顾到原诗的音节和押韵法，原诗每行用十二音节的，就译成十二个汉字，用十个音节的，就译成十个汉字；韵脚也要依照原诗的用韵法，改成汉字韵脚。有人主张原诗的诗意结构或语法结构都应当保存，故应当一行一行地直译。我以为这些观念，都不很适当。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面三项都属于语言文字，这是无法翻译的。我们翻译外国诗，恐怕只能要求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我对于自己的译诗工作，也只希望能做到传达原意。如果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也就可以满足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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