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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印《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因此，他这部著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显得很薄弱。我在《也是园书目》中见到属于“房中”的书四种： 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 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 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 四、《女丹经》八卷 前三种显然是密宗经典的译本，《女丹经》有八卷之多，很可能是汇集古代房中书的道家遗书。《也是园书目》是明末清初写定的，也是园藏书散出之后，收得这些书的藏书家就不敢把这些书收入目录，因而这四部书就无迹可寻。但是，我相信，这些书还不至于全部亡佚，可遗憾的是中国人还不敢研究。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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