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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写文章、抄书，都没有标点，也不断句。从帛书、竹简到敦煌卷子，历代以来，都是各人各读，各自体会，各自解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宋元以后，有了断句，“五四”以后，有了标点，于是古书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同样一句话，同样几个字，加上一个圈，一个逗点，会产生不同的涵义，引出无穷的论争。 标点符号是乱天下文章的一根魔棍，岂不信哉？ 你不信，有例为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夫子的话，见于《论语·泰伯》。上下文都不相干，没头没脑的，不知哪一位高足弟子，记下了老师这么一句。从汉到宋，从小学生到老师宿儒，都在两个“之”字上读断。意义很明白，谁也不怀疑。老百姓，只能叫他们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由”是指行为的准绳，“知”是指这个准绳的理论根据。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看起来，好像还是这样讲法，其实已有点移动了。朱熹把“不可”（donot）讲作“不能”（cannot），于是前句中那个“可”字就是“能”字了。程颐的注解也是一样，不过他说得更老实些：“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一个“不能”，一个“但能”，说得多少苦心，多少无可奈何！他们二人总算替孔圣人洗刷了愚民之罪，归咎于人民自己愚蠢。 一转眼，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在前进，出了一位新圣人，梁启赵。他读《论语》，觉得这两句话实在有点侮辱人民，于是挥动魔棍，来一个点铁成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他把人民分做两档。一档是“可”的，一档是“不可”的。可的人民，让他们在行动上奉公守法；不可的人民，就应当办个学习班，使他们懂得法制。于是，一种人民是由而不知，一种人民是知而不由，似乎有点颠倒吧？ 一转眼，又过了七十年，《论语》这两句，始终没有现代化。虽然有了“新儒学”，还不见有新圣人。蜀中既无大将，小子也只得当仁不让，来一个班门弄魔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也把人民分做两档：“可使”之民和“不可使”之民。 “可使”就是“可以使用”。可以使用的人民，不管他知或不知，都不妨由他自己行动，不予干涉。或者说，给他们多一些自由。这就叫“由之”。不可以使用的人民，一般都是无德无才，而好“作乱犯上”的。这种人民，必须一个个调查清楚，记录在案，严加管束。这就叫“知之”。 这两句《论语》，不是“现代化”了吗？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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