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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号台风暴雨驱散了上海的高温,新凉天气,就有人来找我老拙聊天。前天来了一位好学中年人,他正在钻研中国思想史,近来看了不少时髦书:《易经》,禅学,新儒学。他来问我对新儒学如何看法。 我说:“新儒学,我还不很理解,不知新在哪里?” 他就问:“那么,您老对旧儒学如何看法?” 我老实回答:“旧儒学,我也不甚了了。真可以说:未知旧,焉知新?” 来人就采用激将法:“您老太谦虚了。您老读过孔孟之书,怎么会不懂旧儒学?” 我说:“你所说的旧儒学,我知道的只有汉儒和宋儒两派。汉儒讲章句训诂,其实是治一切古学的第一道工作程序,就是现在西方的‘文本学’,这种工作,本身还不是一种‘学’。宋儒讲义理,把孔孟的唯物主义行为准则提高为唯心主义哲学原理。这种工作,虽然是一种‘学’,可离开孔孟的实用主义远他说:“孔孟的学说属于儒家。研究儒家学说的工作,称为‘儒学’。你老既否定了汉儒学,又否定了宋儒学,那么,你以为儒学应该是什么呢?” 我说:“你知道,儒学早已分为许多流派了。每个流派都自以为是孔孟之学,其实他们都是把孔孟的语录作为一张画皮,披在各自的身上,吓唬别人,隐藏自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譬如马克思主义,不是有过‘斯大林马克思主义’,‘铁托马克思主义’,‘霍查马克思主义’吗?” 他沉思了一刻,说:“明白了。你是根本否定儒学这个名词。” 我说:“也无法否定,至少我不想用这个名词。” “好。”他说,“我们不提儒学,就说孔孟思想吧。请你谈谈对孔孟思想的看法。” 我说:“孔孟思想,是一种思想呢,还是两种思想?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毕竟还是两家。孔孟、老庄、申韩,都是被司马迁硬捏合拢来的。他们原来都是自成一家。” “好,”他说,“那就请你谈谈孔子吧。你以为孔子思想到底有多么伟大?为什么近年来东方与西方都在颂扬孔子?国内也很有点尊孔气象。” 我说:“我读《论语》,总该有几十遍了。第一个阶段,在二十岁以前,读《论语》就是读语文课本,一句一节的识字会意,只懂得‘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孔子的思想,从来没有感到。 “过了二十岁,重读《论语》,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不巧,同一个时期,我又在读马克思的书,也跃跃欲试地想去干革命。我读《论语》,觉得孔子教人处世的方法很对,读马克思主义者的书,觉得他们批判孔子,说他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这些话也一点不错,确实如此。足足有三四十年,我的思想依违于孔马之间,莫衷一是。 “于是,我老了。重读《论语》,进入第三个阶段。我才发现孔子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圣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政客: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奔走于王侯之门,献策求官,孔子也是其中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强凌弱,众暴寡,面对强邻压境,小弱的国家都惴惴不安,谋求自保身家。这叫做国际矛盾,和现代一样。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外交政策,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便是载在史册的著名外交政策。另外一种是国内矛盾。上有暴君、昏君,下有顽民、愚民,统治者一意孤行,不恤民困;被压迫,被剥削者,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公然暴乱。暴乱壮大,便是革命,古称造反。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防暴政策。孔子的一生活动,便是做这个工作。” 来客似乎有些吃惊。他说:“你把孔子和苏秦、张仪放在一起,这个观点从来没有人讲过。” 我说:“可能是没有人讲过,因为从来都把孔子尊得太高,又把苏秦、张仪看得太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工作属于同一类型。” 他说:“可是,一部《论语》,里头没有提到孔子的防暴政策,到底他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 我也有些吃惊,对来客看了一眼,我说:“具体措施?你还没有理解吗?” 他瞪着眼:“请你讲讲明白。” 我说:“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一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用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谕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暴乱,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个宜的限度,就是作乱犯上,大不宜了。” 来客说:“这样一讲,很明白了。原来孔子的政治理论,也并不彻底。” 我说:“什么叫彻底?天下一切矛盾都无法彻底解决,因为矛盾本身也在运动,你要彻底解决,它会统一,会转换。我也知道孔子的中庸主义很可笑,简直是和稀泥主义,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总还是一种缓和方法,可以暂时取得安定、团结。” 客说:“为什么你说暂时?” 我说:“我怎么能说永久?” 客说:“那么,中庸主义所取得的安定、团结就不是巩固的了?” 我说:“罗贯中早已说过:‘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哪有永久巩固地安定团结的国家?” 客问:“那么,暂时安定团结之后,又会怎么样?” 我说:“会两极升级。” 客问:“什么叫两极升级?” 我说:“在统治阶级这一方面,在安定团结之后,会以为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于是得意忘形,变本加厉。一点点仁政,堆上了一大片苛政。在老百姓方面,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有新的欲望,新的要求,新的怨愤。于是,前一个矛盾升级了,前一个中庸主义失败了。” 客问:“那怎么办?” 我说:“孔夫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提高中庸主义的规格。” 客说:“也许这一次中庸主义毫无用处了。” 我说:“当然,中庸主义不会永远麻痹革命意识。商汤、周武也不能不闹革命。” 客笑道:“所以称说是和稀泥主义,大有道理。” 我说:“我还不如陶渊明说得好。陶渊明说孔子是‘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这‘弥缝’二字,更为形象化。他把国情比为一堵有裂缝的墙,孔子的工作任务只是用水泥石灰把裂缝填满,让它的外表仍然是一堵完好的墙。” 来客大笑:“妙极,妙极,陶渊明也早已看透了孔夫子。” 我说:“这也证明我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来客沉思了好久,郑重地问道:“既然孔子思想不过如此,为什么近来东西洋各国都在热心吸收孔子思想?难道他们觉得这个中庸主义还有用处吗?” 我说:“当然他们会发现它有用处。我说‘他们’,是指各个帝国、酋长国、君主国和资本主义民主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一向对人民用高压政策,造成国内矛盾的尖锐化,城墙上的裂缝愈来愈大。读到孔子的《中庸》、《论语》,好比找到了水泥石灰。他们开始注意人民的生活福利,多开放些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这就是他们从孔子思想中体会出来的仁政。” “依你的说法,孔子思想是适用于一切政治制度的万应灵膏了?” 我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能治百病的万应灵膏。不过,能暂时止痛的膏药还是有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孔子的中庸主义是不彻底的。这一点,你也已经理解了。如果找不到华佗、扁鹊,就贴这一张膏药也不无小补。” “你说孔子是卖膏药的?” “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他并不伟大。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只是一个政客!” 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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