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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 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诗人，银行小职员。 回到上海，他们已成为朋友，我也连带地结交上了。我们办刊物，办出版社，林微音常来，我们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但他不是水沫社中人。他属于另外一个三朋四友的文艺小集团。他的文艺同道有朱维基和芳信，这三人的领袖是夏莱蒂。他们办过一个小刊物，名为《绿》，也许他们的集体就称为“绿社”。 夏莱蒂本名来騠，是松江人，名医夏仲方的胞弟。此人崇拜郁达夫，亦步亦趋地学郁达夫的颓废。曾在郁达夫家中亭子间里住过几个月，经常赤身露体，醉酒胡闹，被王映霞下了逐客令，才不得不迁出。 芳信，我不知其本名，也不知其职业。他的妻子芳子，是一个舞女。一九三○年他们夫妇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设了一所舞校，就是现在凯福饭店二楼。 朱维基是工部局的译员。 这四个人都写诗，在上海新文学史上，算是活动过一个短时期的唯美派、颓废派。 林微音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办的水沫书店译书。我们就请他译一本蒲特娄的《虚无乡消息》。这本译稿发排之后，由我担任校对，才发现误译甚多，中文也不好。因此以后就不敢请教了。大概他们四人中，虽然都译过一些外国文学，英语水平只有朱维基还可以。 一九三一年，淞沪抗日战争以后，林微音的举止逐渐变得怪气。夏天，他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静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一九三三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后来发觉了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 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一九五一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林微音和林徽音这两个人常常有人弄不清楚。一月十九日《文汇读书周报》曾有陈学勇的一篇文章，为二林作了区别，纠正了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错误。但是，该文中说上海的林微音曾“在《语丝》上登稿”，这一句恐怕还有问题。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不会有上海林微音的文章。只有在上海出版的《语丝》，才可能有林微音的文章。这里必须先区别两个《语丝》。 一九九一年五月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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