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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二十天的船,终于由芝沙丹尼号载我离开上海孤岛了。在回返到上海居住的两个多月之间,我看到了许多,我知道了许多。虽然在经济方面,也许上海已大大地失去了它以前那么样的重要性,但是,我相信,在文化和政治这方面,上海还保留着一种潜势力。我虽然看见了许多得意洋洋的汉奸,但尤其多的是一些留在那孤岛上艰苦地工作着的孤臣孽子。他们在教育着孤岛上的四百万民众,他们在记录,监视甚或惩戒那些无耻的国贼。你别以为此刻的上海所给予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比从前越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你只要一想到上海现在居然还有一种严肃的舆论存在着,居然还有一种潜伏的,但是并不微弱的抗战势力存在着,你就不能不感谢这些并未撤退到后方去的孤臣孽子了。 现在,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 当我占据了a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箧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头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定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呒可以,呒可以,买办要呒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清清地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是熙来攘往地,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了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芦篾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俨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做“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了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唪经击磬声,和喧豗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作何感想,惟有默然而已。 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惟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价,有的时候比鸡蛋还贵。”这是侍役的解释。 “好吧,你来个咖喱鸡饭吧。” “是,五毫,先生。” 我挥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不久,侍役端上我的咖喱鸡饭来。饭,不错。咖喱,也没有错。鸡?却是没有,代替的是猪肉。 “喂,怎么,这不是鸡!” “对不起了,先生,鸡卖完了,近来鸡很不多,我们这里每天只卖一个鸡。算四毫吧,先生。”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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