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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外,贺龙将军的屋子竟然那样简单,似乎还没有我们住的屋子漂亮。陈设也说不上,只有一个火炉,一张方桌,几条独凳,书籍和茶具之类的用具。若果一定要找出点特色来,那就是它那僧舍一般的整洁,以及贴满墙壁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了。
  我们站在一幅山西地图面前找着我们的行程。我们是应他的邀请来闲谈的。我正在寻觅着兔坂一类怪地名的时候,他进来了。他客气地问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一面让我们到方桌边去。吸燃烟斗,他面对了窗子坐着,我们的闲谈也就真个开始起来。照例,由于他的博识,他那半生来奇瑰的经历,一谈起来,我们是难于插嘴的。
  我们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的故乡桑植。
  他给我们做着考证: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子杀了;侄子两个儿子乘赶场在路上拦住他们这个叔公,又把他杀了。连手连足都砍了,头也砍了。
  都才这样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起指头来,“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都经常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成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的,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么?”
  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的说了下去:“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实,好胜,有骨气!不讲交情硬是不讲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不变;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我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骄傲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斗,吸起来。这一切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照例在装好烟后,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其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
  “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个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他接着告诉了我们一件民国八年农民暴动的故事。是在迷信的外衣下进行的。当时那座古老的山城正闹饥荒。有一个平常的人,打鬼的巫师,两夫妇因为抵抗驻军拉夫,失手把一个拉夫的兵士打死了。于是乘势夺下枪枝,成立神军,号召起几万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对驻军,打土匪和保护穷人。一直闹了一年才解决,而这解决的主脑人物就是贺龙将军自己。那时候他恰被调到他的故乡去追剿,但他却用贤明的军纪和安抚把他们瓦解了。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措置。
  他不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停了一会以后,他又摇摇头叹息道:
  “这的确不是办法!以后还闹过一两回,更厉害!”
  我问他民国以后、土地革命以前,桑植的社会关系有过什么变动没有。
  “那变动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辛亥革命不久,我们那里就流行一句俗话:穷人翻身了。很多出去当兵的拖了枪回来,有钱人倒霉了;同时也向从前的穷人借钱。有家姓龚的大家,老头子在的时候,一到冬天总是米呀,棉衣服呀,发给穷人,向穷人进行欺骗。儿子不成器,花公子一样,几年家当就玩光了。后来连老家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桥都要拆来卖,恰恰给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钱把桥买了。
  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来岁……”
  后来我们又谈到桑植的山川形势,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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