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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林海雪原》全书的第一句，也是我怀念战友赤诚的一颗心。 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上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 一九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的死敌、卖国害民的大盗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调动了数百万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抗战中一弹未发、专备反共反人民的军队，调动了曾奉他的“曲线救国”命令投降日寇的汉奸武装，又用日寇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为顾问和他统帅的侵华日军还没有缴械的部分，构成了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蒋、敌、伪合流”的凶恶的反革命武装，向我党领导下艰苦抗战、英勇奋斗八年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内战的狼烟，弥漫了全国。中国又处在沦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可怕危险中。 人民要解放自己，对蒋匪的恶行，忍无可忍，便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东北是我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企图据此对我军实行南北夹击，便用美国的军舰、飞机海输空运，将国民党军的主力压向东北，更在北满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大烟鬼，组成数十万土匪武装，号称“中央先遣挺进军”，配合蒋匪军主力作战。 当时我军处于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难环境里。不得不抽出一部分主力开赴北满荡平匪患，以便巩固后方、保护土改，发动群众全力支援前线。及至大量匪患荡平，那些坚决反革命的匪首便率其残股，窜踞深山密林，并在地下组织“挺进军”分子，暗杀破坏、待机暴乱，对我军实行地上地下两条战线的作战。 匪徒们因为是垂死挣扎，所以就愈加凶狂残忍。他们的口号是“宁蹲山头看监狱，不蹲监狱望山头”，“穷棒子打死咱一个，咱要打死穷棒子一百窝”。他们幻想“等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北上，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兵来”。他们所采取的是“牛刀战术”、盗寇活动，所到村屯，烧光杀净，其凶其恶，闻所未闻。书中杉岚站的血债和库仑比的大屠杀，只不过是我目睹诸多事实中的一二罢了。 当时，我们用大兵团对付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匪股已显得不中用了。正像我们当时所分析的那样：以大兵团剿小匪股，等于用榴弹炮打苍蝇，等于用滚木擂石打麻雀，等于用拳头打跳蚤，等于用鱼网捞毛虾，击一漏万，事倍功半。即使我们的大兵团像梳头一样把整个的林海梳过来，匪徒也会在一个石缝中漏掉，何况北满那茫茫无边的大林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全都梳过来。于是，省委和军区便研究了剿匪歼敌的新战法，确定组织小分队进山，实行小群动作，边侦边打，侦打结合。我和我的战友们，便承担了一部分党所给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牡丹江周围，东至绥芬河、东宁，西至亚布洛尼、苇河，南至镜泊湖、额穆索，北至方正、土城子的这片广大地区的里，和许家父子、马希山、座山雕、李德林、谢文东等匪军，号称几个旅的匪首展开了周旋。 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这场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中难，发挥智上智，战胜魔中魔的斗争中，使我们的意志锻炼的更坚强了，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我们压过了敌人，战胜了敌人，直至将匪徒消灭。 在斗争中，战士们高度发挥了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战胜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苦，克服了想像不到的困难，在零下三十八度到四十度的雪海里，侦察奔袭，斗智斗力。有时我们在石洞里睡觉，和野兽为邻；有时钻在雪窖里休息，以雪为衾。跨谷飞涧，攀壁跳岩，突破神话般的天险，战士们发挥了大勇大智、孤胆作战的奇能。就像书中主人翁之一，我那英雄的战友杨子荣同志，只身进入三代恶匪国民党旅长座山雕的营寨，发挥了惊人的勇敢和超人的智慧，战胜了老奸巨猾的座山雕，终于调动了敌人，歼灭了敌人。当我们审讯座山雕时，这个老匪也不得不慨叹地哀嚎：“没想到我崔某闯荡六十年，倒落在你们八路军的一个排长手里。” 杨子荣同志之所以有这样的大智大勇，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入党宣誓的前夜曾这样说：“天下的地主是一个妈，天下的穷人是一家，我老杨这条枪和我的这条命，一定跟着党打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净，使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籽灭绝，使它断子绝孙。”子荣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又有着远大的奋斗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我们的阶级事业赤胆忠心，生死置于度外。当擒拿了恶匪座山雕、让他讲述过程和介绍经验时，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两句话，为人民事业生死不怕，对付敌人就一定神通广大。”他敢想敢干，想得透彻，干得坚决。大勇基础上的大智，大智指导下的大勇。我们团的同志一谈起杨子荣来，都会这样说：“杨子荣满肚子智谋，浑身是胆。” 子荣同志又是一个具有十分完美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人。不用说他的战斗功绩永存不灭，就是他那平素的思想光辉也时刻照射在我的心头。当我们在威虎山大胜会师时，战友们都伸着大拇指数说他的本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别瞎嚷嚷，别算错了账。没有党领导的大革命，我老杨还当不了是个雇工；不是党教育、培养了我的侦察本领，我老杨根本没有本事对付座山雕；没有你们大家的英勇战斗，我老杨再在匪穴里干一年，再当几次司宴官，也不能把匪徒消灭的一干二净。”子荣同志就是这样地看待自己在歼灭座山雕战斗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实实在在的首先归功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党对他的培养，其次则归功于战友，而没有丝毫的居功自傲。这是多么可钦可佩的共产主义精神啊！ 子荣同志在最后的斗争里，在捕捉匪徒四大部长的战斗中，中了匪首的无声手枪而光荣牺牲了。他所领导的侦察排，我们便命名为杨子荣排（现在××军）。 我的警卫员高波同志，十五岁就参军，在里斗争的时候也只有十八岁。他带着病也不肯离开小分队，我只得给他轻一点的任务：让他乘森林小火车往返保护群众，把山里的物资交换给城市。一次执行任务时，在二道河子遭匪徒埋伏，为了掩护群众突围，他与多于自己数倍的匪徒拚杀，弹尽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拚弯了他用枪托。在英勇的拚杀中他负了重伤，终于为革命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其他的一些战友，如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的张继尧、迟宜芝、刘蕴苍；浑厚扑实、勤勤恳恳、坚韧不拔，只知实干！ 干！干！”的孙大德、初洪山；诙谐乐观、有勇有谋的栾超家，……这些同志目前正在军事及其他战线上忠诚和勤恳地工作着。 战友们的事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当我在医院养伤的时候，当我和同志们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无数遍地讲过他们的故事，也曾经无数遍地讲的战斗故事，尤其是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使听的同志无不感动惊叹，而且好像从中获得了力量。讲来讲去，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用口讲只有我一张口，顶多再加上还活着的战友二十几张口。可是党所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斗争，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连根拔掉了，这是多么伟大的斗争；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这支党和人民的斗争工具——人民解放军，斗争于山区，斗争于平原，斗争于交通线，也斗争于海滨湖畔，同时也斗争于。在这个特殊的斗争环境里，有着特殊的艰苦与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它们终于被我们一一战胜和征服了，并终至歼灭了最狡猾毒辣的敌人，保护了土改，巩固了后方，发动了群众，得以大力支援前线，成为当时解放战争全局中一个小小的但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场斗争中，有不少党和祖国的好儿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更广泛地公诸于世呢？是的！应当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于是我便产生了把的斗争写成一本书，以敬献给所有参加斗争的英雄部队的想法。 但是自己一来工作忙，二来水平低，特别是文字水平低。 初试了三章，感到了两大困难：一是内心的感情笔下表达不出来；二是分不出轻重，平铺直叙，力量使不到刀刃上。 一气之下，将它们全部撕毁了，当时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苦，对文字这一关有些心灰胆怯，写与不写，也在内心激剧地斗争起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的春节前某天半夜，我冒着大雪回家，一路还在苦思着怎样才能写好这部小说，如何突破文字关等等；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晶晶，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起了八年前的今天，在北满也正是刮着狂风暴雪，那也正是飞袭威虎山的前夜；而今天，祖国已空前强大，在各个建设战线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也正在迅速提高。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将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夜，是如此地宁静，我望着窗外飞舞着的雪花、茫茫的林海、皑皑的雪原，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同志的英雄形像与事迹，又一一在我的脑海浮现。“写！突破一切困难！‘为人民事业生死不怕，对付敌人一定神通广大。’战友不怕流血，歼灭敌人，我岂能怕流汗突破文字关，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对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 从那时期，每晚我都加班三至四小时，星期天和假日是我写作最带劲的时间。在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个劳动是艰苦的，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应该说，它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当写到高潮的地方，就搁不下笔，时常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才强制着自己放下笔。在写得入神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被战友们的事迹感动得觉得不是坐在温暖的宿舍里写东西，而是完全回到了当年的中，和小分队重又战斗在一起。 就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在一年半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林海雪原》的写作。 可惜由于自己水平的限制，我没有把它写好。英雄们的事迹也绝非四十万字所能写完，有许多事情我把它删掉了，没有写进去。最近我见到过好几位当年一同参加过斗争的战友，他们总是问我，某某事你怎么没写进去，某某事又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可见我还远没有把的斗争表现得更完整更充分。 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有这样的几点体会： 第一，现实的斗争生活，是创作最根本的基础。没有杨子荣等同志们的斗争事迹，我是根本不可能写出东西来的。 《林海雪原》的问世，首先应归功于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时代，和党所培养出来的时代英雄。我自己只不过把英雄们的斗争事迹作了一点文字的记载而已。 不少读者以为少剑波就是我自己。其实虽然少剑波有些事情是按我的经历去写的，但我绝不等于少剑波。因为这个人物，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企图按照人民解放军中这样一类青年指挥官，就是从小参加八路军，党把他在火线上培养长大成人的形像来刻划的。 第二，在丰富的斗争生活基础上，我又深深体会到，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 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我爱党所领导的解放人民的伟大事业，我爱党所给予我们的光荣的任务，我爱小分队的战友，我爱林海雪原的蘑菇老人、工人和猎手；我爱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它们是祖国的锦绣河山，是祖国的万宝库，……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初学写作，有重重困难，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才能突破这些难关。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不屈的意志和毅力的主要泉源。只有革命的责任感，才会使自己的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写作的“士气”旺盛，并能克服一切困难，从繁忙的工作中索取自己所必需的时间。 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篇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这些作品，在一些不识字的群众间也能口传。因此看起来工农兵群众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的。但由于自己的水品低，写完以后，感到文词粗劣，所以还远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因此，我要求亲爱的读者和文学战线上的前辈提出严格的批评，使我能在将来的业余创作中获得长进。 曲波 １９５８年９月于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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