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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不知道正在做的一件事其实是怎样的。 这就像司机驾车，并不会想到，也许有人会因此丧命。我九岁时还不懂这些道理，但事情就像我现在说的一样，突然来临了。 那天是十月二十六号，那一天里的所有事情我都记得异常清楚，因为那以后我总是回忆。长大以后我想，也许我要从那一天中的每一件小事上寻找注定我倒霉的蛛丝马迹，不然我为什么总喜欢回忆那一天？ 我是班里男生中最矮的一个，可是决定难倒霉的那个人并不在意这个，他肯定和我一样在我的梦里听见我骨头伸长的声音。如果他在意这个，他也许会等等，等到我十八岁时，再把我赶到另外一条路上去，而不是九岁。 每当二十六号这天我特别难受，好像全世界的人又那样看我了。一年有十二个二十六号，渐渐地二十六号变成了我身体里的一座钟，即使我忘记看日历，它也会自动给我一个难受的感觉。这感觉很像我从一些人面前经过的时候，这些人不认识我，但听说过我的事情；在我经过以后，他们总要说“就是他”。 他们压低声音，但仍旧能让我感到他们的本意。他们受决定我命运的那个人的派遣，他们想说的是，“你和别人不同。” 是谁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现在也没见过这个人。我常想，为什么没人觉到残酷，把一个九岁的孩子变得与众不同？ 不，他们恨我，因为他们同情另一个孩子。我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后同情我，而是要它——我的命运——在事发之前可除我。它为什么不想想我也只有一个童年？ 只有一个人在那件事之后真正地关心我，她是我的邻居孙姥姥。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在她怀里哭了。可是一分钟后我又挣了出来，我告诉她我恨她。随后是她哭了。我马上后悔说了那样的话。我们互相看了几眼，再也说不出什么。在这件事情中只有我们两个最难过，因为她是我的同案犯，而我是罪犯。 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罪是什么。 那天上午阳光灿烂，我坐在第一排，看黑板有一点儿反光。第一节下课时，李岩——顺便说一句，他是我班的大个儿——发现我蹬在桌子下面的横木上的脚那么大，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像我的脚不该那么大。他要跟我比脚，我没办法，只好比了。结果我的脚比他还大，可我的个儿却比他矮一头。跟在李岩后面听他指挥拍他马屁的人在班里有好几个，有一个说，大脚能长大个儿。李岩只是朝我撇嘴，甚至没嘲笑我一句。可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第二节下课，李岩一伙人拉我去操场玩。我不去，我害怕他们合起来算计我。可他们强迫我去。我们在操场上疯跑了一阵，快上课的时候，我说我不玩了。因为我想去厕所。 李岩说他也去，然后他们一伙人便都朝厕所跑去。男厕所在一楼走廊的东面。我走进厕所时，他们昂头挺胸地背对我，小便池都给占满了，另外的蹲便上也有人。这时上课铃响了，他们一齐转身冲我大笑，他们中有的根本没撒尿。 “憋回去吧。”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这声音我还记着。后来我明白，生活中除了尿憋不回去，别的都行。 我走进教室，张老师已经开始在黑板上写字。我站在那儿等着她回头给我回座位的指示。她写完了课文的题目——春天的早晨——又去写生字。我通过对面的窗子，看见操场上上体育课的班级正在列队，太阳照在操场上明晃晃的，我又转了目光去看树阴下的车棚。当时我想，太阳真奇怪，又让人暖和又让人热。 “你去哪儿了？”老师终于问我了。 “上厕所了。”我说。 “上厕所的同学把手举起来。”老师又说。 李岩举起两只手。 “你怎么回事？”老师又问李宕。 “我去了两次。”李岩得意地说。 举手的同学都笑了，但都还举着手。 “那你呢？”老师问我。 我没有回答，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看着老师，老师问我她脸上有答案吗？我又一次去看窗外，阳光灿烂。 “刘大宝，你放学留一下。” 放学是下午的事。我奇怪老师并没有批评我上课迟到。她关心的是我常常瞪着大眼睛不说话。她说，这样不行，一个孩子不该这样。我不知道孩子应该怎样，尤其像我这么矮小的男孩儿，只好又瞪着眼睛看她。她说，“你有什么话应该说出来，而不是憋在肚子里。” 我摇摇头。她好像突然很烦，摆摆手要我离开。我下楼梯时想，老师眼太阳一样奇怪，今天这么讨厌我的张老师，几天前还摸着我的头顶，夸奖我的眉毛好看。她说我的眉毛比女孩儿的还好看，又长又弯，还很细。 在我恋爱的时候，孙姥姥已经死了，因此不会有人对我的女朋友说起我儿时的轶事。我妈妈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心情，我爸爸也一样。他们只要听见什么人提起我的童年，会条件反射似的马上缄默。他们从没怨过我，只是不愿提及，我还能说什么哪？可这比他们经常怨我呼叨我更让我难过。 其实在我还不懂什么是恋爱的时候，孙姥姥已经死了。她没能跟我一样挺过来。她死的那天我一直没有哭。她死在自己的床上，叫来的大夫说她是睡觉时死的。我当时站在角落的五斗橱旁，那柜子比我矮一点儿。我看着我爸我妈一边哭一边进进出出，忙着接下来的事情，我心里像一座有很多门的大房子，敞开了所有的门，可什么都没进来。我妈注意到之后，马上给我一个耳光。她说，“她对你多好，你这个没心肝的。”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但我在想孙姥姥。我很害怕睡着，怕睡着了会像孙姥姥那样死去。可我又希望睡着，不是为了睡觉，而是为了死。如果我和孙姥姥一起死去，那么他们就再也无人可恨可怨了。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死了，就没有罪了。 我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外面的黑夜，一直都醒着。孙姥姥死了，孙姥姥死了，这话一遍又一遍地从我脑袋里闪过。我觉得害怕。后来我想这是一个孩子因为孤独而觉到的害怕。孙姥姥离开了，不管她逃离了灾难还是被灾难吃掉了，总之，她离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呆在从前我们两个人的境地。这比死去更可怕。我觉得整个黑夜都压了过来。我哭了。 我没有办法死。 假如孙姥姥还活着，也许会拉着我女朋友的手，把二十六号下午我对她说的话作为我的轶事讲出来，让我的女朋友因为我的头脑更加爱我。 那天因为老师的批评，我垂头丧气的，一推开孙姥姥家的屋门，就看见她坐在窗前削一根竹签。如果放学没人约我出去玩，我总是先去孙姥姥家。她从不问我写作业之类的事情，所以我们很谈得来。她女儿在另一个城市，她没有老头儿。可那天下午她只顾削那根竹签，没太理睬我。我突然那么讨厌她正在削的那根竹签，也讨厌孙姥姥，她削那根竹签不过是为了省几个买毛衣针的钱。 “你为什么不找个老头儿结婚？”我问她，我没想出别的更好的打扰她的方法。 她终于停下来，瞪着眼睛从老花镜上面看我，她说，“你这小脑袋瓜儿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面条。”我说。中午我吃的是面条，总会有几根跑到脑袋瓜儿里去的。 孙姥姥笑啊笑啊，弹掉落在身上的竹屑，下床，打开她的那个老衣柜。我凑过去闻味儿，她的衣柜有一种好闻的干草味儿，我心急忘不了衣柜的气味，孙姥姥说我肚子里有虫子。她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已经绷好的小弓，又将手中的竹签搭上去。一把小弓箭！我惊呆了。 我多么想一把夺过那副小弓箭，可我不能。她还有个真正的外孙，每逢假期都会来看孙姥姥。 “拿去吧。”孙姥姥对我说这话，并把手里的弓箭朝我递过来时，我仍旧不敢相信我能得到这副弓箭。 “大宝啊，你别又转你的小心眼儿了。我做了两副。”孙姥姥又说道。 我终于把弓箭握在手中了。当我手心的汗水在竹子上浸出湿印儿时，我才相信这看上去漂亮无比的小弓箭属于我了。我那时只有九岁，所有情感都是单纯的。我被弓箭带来的巨大幸福和快乐湮没了。至于这幸福的后面还藏着什么东西，就是再给我一百副小弓箭或是打我一百板子，我都无法想象。 至今仍然是这样，我像许多喜欢雨后清新空气的人一样，也对雨后的潮湿气味十分敏感。只是我并不喜欢，总想极力躲开，可是我什么都躲不开。 当我耐着性子听完孙姥姥的各种嘱咐的时候，我恨不得一下子迈出屋门，站到楼前的空地上。我的心跳得很快，好像我在空地上一举起弓箭，所有孩子都会奔向我，就像电影里军队在自己旗帜下集合一样。我觉得我刘大宝让别的孩子围着我转的时刻近在眼前了。 下雨了。 孙姥姥把我拉到窗前，她说，下雨了，过一会儿再出去玩。我说，没下雨，你看天上有太阳。其实我听见了雨声。雨下得很急也很大，在对面的千瓦屋顶上溅起许多水泡。 “太阳雨。”孙姥姥说。 我根本不关心太阳雨，我很生气有太阳的时候，老天爷还敢下雨。 “记着啊，往墙上射，往树上射，往没人的地方射，千万不能往人身上射，听见没有？”孙姥姥又重复一遍她的嘱咐。我想，她可真是个老太太，说一遍和说两遍还不都一样，没人愿意听老太太的话。 最后一个雨点儿落到平房屋顶上之后，我便跑了出来。一出楼门，我就闻到了下雨的味道：有树和泥土的味道，而另外的味道我说不出它们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楼前的空地上有几辆自行车，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向东跑去，穿过一个月亮门，是一个圆形花坛。花坛有我们腿那么高，我们常常坐在花坛的水泥沿儿上。可那一天，他们都站在花坛边儿，高新的一只脚蹬在花坛上，他第一个看见我的。他放下那只脚。没说话，缓缓地朝我走过来。他拿过我的箭，好像那东西是他的，我不过是替他取来。其他的孩子立即围拢过来，可是围住的不是我而是高新。 我想把我的东西抢回来，可是我不敢。我赔着笑脸站在一旁。后来我看过许多电影，我发现像我当时那样的笑脸在电影中比比皆是，如果你是弱者，你只能那样笑。 “买的还是做的？”张胖的问题让我开心，因为这问题只有我能回答。 “做的！”我说。 这时高新对着花坛将第一箭已经射出去了。箭矢越过花坛，落进了汪起的一小片雨水中。张胖捡回了它，我心疼地用衣角把它擦干。 “让我射一下。”张胖提出的要求我无法拒绝。 张胖转身朝着月亮门射出了第二箭。月亮门前水泥市路上的雨水已经被太阳晒干了。箭干爽地又一次被捡回来，我朝向月亮门射出了第三箭。 这便是我的故事了。我一生中第一次射箭。它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箭头牢牢地扎在我的生活中。多可惜，我不是草原的儿子，却与弓箭结下了缘分。 这情景随着那声尖厉的惨叫的突然响起，慢慢地展开了，这其间惨叫一直持续着，老也不停，老也不停。逐渐地它变得不真实了，这情景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它将我从汗水中弄醒时，我都无法再重新人睡。黑暗中我点上一支烟，看着烟雾在黑夜中缥缈地扭摆。 我们都看见那个突然拐进月亮门。并想通过月亮门的孩子向前伸着双手，仿佛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一样号叫着。他的面孔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一定是外院的孩子。鲜血像一条红线似的流下来，我射出的箭扎在他的左眼睛里。他张着大嘴，没有用手去捂自己受伤的左眼。 我想走过去，替他把箭拔出来。我想他一定疼坏了。可我动不了，我甚至不能把嘴里的口水咽下去。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花坛旁的石雕，一动不动。 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轻轻说道：“不好了。” 我的第一次恋爱开始得很晚，也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个很好看的女人，我认识她时她已经离婚，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那个瘦弱的男孩儿，在他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在他母亲的诵读声中睡着了。她还留在孩子旁 边，呆呆地看着儿子熟睡的脸。我把双手轻轻放到她的肩上她便哭了。 她偎在我怀里，告诉我两年前的那件事。她的儿子在幼儿园将另一个孩子的耳朵扎坏了。她被叫到幼儿园时，那个孩子已经被送到医院。她突然问老师，自己的儿子在哪儿，因为那个老师一直在讲另一个受伤孩子的事。 他们找遍了整个幼儿园，都没有发现她的儿子。老师说他一定是因为害怕躲起来了。她走近孩子们的大衣橱，拉开橱门，看见自己的儿子蜷缩着躺在衣橱的横板上，她说，“那以后，我仇恨一切。” 我向这个女人求婚了，虽然她比我大九岁。我一心一意地想成为她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因为她仇恨一切。我能够想象她看见衣橱中自己儿子的眼神时所感到的刻骨铭心的巨大疼痛。这疼痛带来仇恨，就像怀孕带来孩子一样，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她那么婉转地拒绝我，她说，你还年轻，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说我能理解这一切。她认为这不可能，我只好对她讲起我的那个傍晚。 夕阳沉默以后，天突然就暗了下来。我坐在锅炉房屋顶的旧烟囱旁，看着爸爸或者妈妈喊回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是先叫小名，然后喊出让这些孩子回家的理由——吃晚饭。 我一点儿也不饿，坐在锅炉房的屋顶，我能看见一切：楼门，空地，花坛。爸爸妈妈都是刚到楼门口，就被邻居通知，没进屋便奔医院去了。妈妈又回来过一次，我想是取钱。她站在楼门口跟孙姥姥说了半天。我相信她没有问自己的儿子在哪儿，因为孙姥姥立刻回屋去了，甚至设四下张望一下。 天越来越黑了，我闻着别人家的菜香睡着了。第一声寻找刘大宝的呼唤立刻叫醒了我。我好像一直在等待这呼唤。但我没有马上回答，我心里充满忧伤：直到现在才想到我！ “大宝啊！”是孙姥姥在喊，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是多么害怕被人忘了啊。 我从锅炉房上顺着铁梯子爬下来。落到地面时我用袖子擦干了眼泪。我走到孙姥姥身后，捅捅她的腰，她吓了一跳，但马上又搂过我的脑袋。在她的泪水还没滴到我的头上时，爸爸骑车回来了。他走近我们，把我从别人的怀里拉出来。我这时才想起来，他可能要打我，因为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没有把我拉进怀里，他从不喜欢这么做。他只是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他说，“对不起，儿子，把你给忘了。” 我大声地哭了。我倒进爸爸怀里，好像一个人站不住似的…… “那阵大哭之后，我心里突然平静下来，仿佛事情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我该挨揍，我该为那个孩子献出我的眼睛，我不再害怕了。”我握着她的手说，“所以我觉得你就像我父亲一样了不起。” 她沉默着，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说，“我爸爸把我带到医院，让我给躺在床上的那个小孩儿深深地鞠躬，说，对不起。” “不，”她突然打断我，“我不能把你扯进我的生活。”她无情地推开我，一点儿也不管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说出理由。其实女人总是这样，以为爱有许多种表达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拒绝。 接下来的生活渐渐平静，因为手术后的治疗并不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十年前有人让我说出那些日月里的琐事，我仍会哽噎，现在却不会了。但我有一天问自己，那段我九岁时便开始的生活现在结束了吗？我不敢回答自己，每当雨后，我发现自己仍习惯性地回避什么。比如，雨后空气的湿味儿。我早就知道人躲不开任何注定到来的事情，可我还是不懈地躲避。 老天偶尔就要下雨，就像人们也需要撒尿一样。昨天雨忘情地下着，简直没办法完结。傍晚我看见一个盲人一手拄杖，一手撑伞，从我女朋友的窗下走过去。我有些受不了了，我好像看见脑袋里的那个东西，可我无法用手掏出来，于是我跟女人吵起来。她一直对我很好，可事后我才感到歉疚。我向她道歉，并把她搂进怀里。我回想另一些过去的女人，都是那么好的女人。 我得试着说说，此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又一次去医院还是跟爸爸在一起。我们站在医生对面，听他讲手术后的情况。他说那孩子伤的部位比较特殊，是在角膜和巩膜交界处，现在还不能预测后果。他说眼下全力要做的是防止并发交感性服炎。 “并发交感性眼炎，会有什么结果？”爸爸问道。 “可能导致失明。” 我和爸爸离开医院时，爸爸差一点撞到门框上。他没说话，但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钱防止并发交感性眼炎了。 爸爸妈妈总是在以为我睡着之后，在布帘的另一侧商量事情。可我从不在他们商量事情时睡觉，我只是闭上眼睛，调匀呼吸。妈妈说她要问问医生，能不能把她的眼睛移植给那个孩子。那样就一了百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我真讨厌你这么说话。”爸爸说。 妈妈半天没说话。我不去擦眼泪，但在心里觉得爸爸说得对。妈妈不该胡说。 “没有钱了。”过了好半天，妈妈才说出这句话。 我的泪水又一次涌出许多，我想，要是眼睛里能流出钱多好。 “没钱又怎么样？挖眼睛？”爸爸说。 我真害怕他们听见我不均匀的喘息，走过来看见我咬着嘴唇，满脸泪水，我恨这世界干什么都要花钱，为什么治病不能免费呢？ 第二天，我放学走进家门时，爸爸妈妈和往常一样不在家，可我觉得家里变样了。我仔细查看，发现钟和收音机没有了。我拉开衣柜的抽屉，这之前我已经知道相机也不会存在了。我又想哭，可我忍住了。屋子里没有别人，我狠狠踢了一脚开着的抽屉，我讨厌这一切，讨厌这一切总是让我想哭。 我离开家，锁门时，孙姥姥站在她家门口。我没理她，但她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扯进她家。我第一眼就看见我们家的收音机放在她家的桌子上。 “你啥时候听都行，它还是你的。” “我家的放你家干啥？”我问她。 “医院里需要钱。”她说。 “你买了？” 她点点头。 “我才不听你家的破玩意儿呢！” 她模我的头，我大叫着要她别碰我。 “大宝！”她喊我，就像从前那样。 “我恨你。”我朝她嚷道。 她把我抱过怀里，我哇哇大哭。我用拳头捶她的筋骨。我不停地说： “都怨你，都怨你！” 如果我的生活再来一百次灾难，会怎么样？有时我这样设想。也许不会怎样。九岁时我已经被第一次灾难击成无数碎片。碎片也许不会再有承受能力，但灾难在它们面前也丧失了打击的欲望：已经成为碎片了。 奇怪，这样的想象总让我感到莫名的激动。 我射出致命的一箭之后，两天没去上学。第三天走进教室，喧嚷的教室突然静下来。他们都在看我。他们的目光让我无法再向前迈一步，就像那天我上课迟到时一样，我站在我的书桌前。 老师踩着上课铃走进来。她问我为什么不回座位去。我向前迈了一步，坐到座位里。声音重新出现了。我也拿出课本和文具盒。老师开始讲课时，我想，我们班同学一定以为我是个狠毒的人，因为我射伤了那个孩子的眼睛，这好像比杀了这个孩子更吓人。 好几天没有人理睬我。我第一次因为孤独感到害怕。过去常常没有人跟我玩，我已经习惯了。可现在与从前不同，从前他们看不见我，忘记我，所以不跟我玩。现在他们是故意不跟我玩。 我同座的女生叫蓝歌，她跟我一样高，也是事情发生后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同学，她下课的时候没出去，突然扭头看我。我想她的眼睛是在问我，“真的出那样的事了吗？” 可她说：“我爷爷是眼科医生。” 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她是世界上第一好的人，比我妈好，比我爸好，比孙姥姥好！在我有别的女人之前，一直都在爱她。爱情就开始在这个时候，她说她的爷爷是眼科医生，她是这么说的。我有了别的女人之后，便竭力忘却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配再爱她。 转眼又是人们买秋菜的季节。只要在楼梯上看见一棵晒出来的白菜，白菜便会铺天盖地地爬上屋顶、窗台，感受初冬层弱的阳光，丢掉一些水分，为了避免漫长冬季的腐烂。离开家乡去南方之后，我常向朋友说起北方冬季的白菜。我说那简直是白菜的世界，白菜主宰着我们冬天的餐桌。每天吃白菜让北方人习惯，也使另外的北方人疯狂。 “每天都吃白菜？！”南方人永远也无法理解。 是的，每天吃白菜，这让我生出许多向往。我想有一天我发明一种药，撒到田野上，让所有的白菜都变成黄瓜和西红柿。那时候，世界会怎样呢？ 自从开始卖秋菜，爸爸妈妈开始轮流做晚饭。以前是妈妈做晚饭，因为爸爸有时夜里需要去医院看护那个孩子。爸爸做饭那天，我帮他洗菜时问，妈妈去哪儿了2 “她有事。”爸爸说，“你在学校里怎么样？”爸爸问我。 “挺好。妈妈去哪儿了？”我说。 “真的挺好吗？”他又问我。 ‘镇的挺好。”我不敢告诉爸爸学校里的事。昨天我在书桌里摸到一只死耗子。如果我说了其中的一件事，爸爸会决定搬家离开这里的。可我知道我们没钱搬家。 我和爸爸一起吃完饭，爸爸让我洗碗。我又一次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这一段时间妈妈总要晚点回来。我看他把米饭和炖白菜装进饭盒，然后嘱咐我一个人关好门先睡便走了。 我跟在爸爸的后面，他骑车但骑得不快，因为他一只手扶把，另一只手端着饭盒。他在菜场的门口停车，我看见了妈妈。 那以后我讨厌所有需要力气的事情，不是力量，是力气。这差别你懂吗？我爱我的妈妈，尽管现在她老了，她让我难受，但这改变不了我对她的爱。 妈妈背对我站在地秤前，秤上放着一个两端分别有把手的抬板，板上放着码起的白菜。妈妈对面站着一个男人，他穿着蓝色的大围裙，前襟沾满泥污。他朝妈妈打个手势，妈妈弯下腰，两手握住抬板的把手。 “一、二，起！”那个男人喊。 妈妈一定使出了全部力气，终于将抬板搬离了地秤。那些白菜太多了。妈妈的腿在发抖，可她不能把指板抬得更高些，让自己的腰身直起来。 “抬啊，抬起来！”男人在喊。 妈妈的腰身依旧屈辱地弯着，她的力气不够，但她拼命往高抬。我想我马上就要奔过去，把那些该死的白菜推到地上，把那个该死的男人推到白菜上，把妈妈拉回家…… 爸爸端着饭盒几步奔过去，他用一只手帮妈妈抬木板。抬板倾斜了，白菜都倒在了地上。 ‘哎，我说，你能不能干，不能于回家呆着，这儿可不养小姐。”那个男人说。 我把目光放在爸爸身上，他马上就会走过去，告诉那家伙故老实点儿。可是爸爸端着饭盒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儿。有时候他太喜欢发呆了。妈妈已经动手去捡那些白菜，她蹲在地上，拉拉爸爸的裤子。爸爸蹲下身，把饭盒放在地上，帮助妈妈捡白菜。 我飞快地跑了，泪水也飞快地涌出来了。经过爸爸的自行车时，我拧开了前轮的气门芯。车带撤气的声音十分尖厉，伴着我逃开那个地方。我好像突然明白，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哪怕这人是你爸爸。 孙姥姥死了，时间也加快了脚步。 什么是好日子？我想，有钱就是好日子。好日子好像永无尽头，爷爷可以把钱通过儿子传给孙子，金钱不会因时间太久而腐烂。好日子即使迎来了尽头，也不过就是坏日子。什么是坏日子？我想，坏日子就是既倒霉又没钱的苦难。 坏日子很容易变得更坏，那时我还不懂这是为什么，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没有跟同学一起去参观那座过去的监狱，老师说，那是一座有特殊历史的监狱，它关过好人，也关过坏人。李岩问老师，监狱不是只关坏人吗！老师说，要是当时有权的是坏人，那么坏人也能把好人关进监狱。 “可我爸说监狱关的就是坏人。”李岩说。 老师叫李岩闭嘴。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参观监狱，因为我永远也不会被关进监狱。这把握我早就有了。去监狱参观要乘大客车走两个多小时，老师告诉同学自带午饭。大家都很兴奋，兴奋点却不再是监狱，而是去监狱需要自带午饭。我们都知道这顿午饭是特别的，面包汽水。 下课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女生开始议论，买什么样的面包和汽水。好在那时人们在面包汽水面前并没有更多的选择。面包好像只有一种，两毛钱一个，四两，又大又圆拧着花儿。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往往是用军用水壶带白水，但至少也要买一个面包。 我还想到了车钱……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学校，我想老师发现我没去，也不会来找我，大客车是要出发的。再说我的老师喜欢在你犯错误之后批评你，不喜欢用批评阻止错误的发生。 “你今天没上学？”晚上爸爸问我。 “我们班今天参观去了。老师说可以不去。”我撤了一个小谎，老师说必须都去。 “但是你想去，对不？”爸爸问我的时候我正用一块玻璃片刮土豆皮。我一抖，划破了手指。 “这次我不追究你了。下次集体活动必须参加，不许自作主张。” 我没吭气。 “有活动你回来告诉我，我们和别的同学一样带面包汽水。” 我真很我自己，因为我又哭了。他是我爸爸，他总是能看见我努力隐藏的地方，尽管我有时对他那么失望。 吃过晚饭，爸爸又得去给妈妈送饭，然后去医院。他临出门的时候，我说，我也可以给妈妈送饭。他想了想，说，后天吧。 “我也能帮妈抱白菜。” 爸爸看着我，目光中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他也许在想，他们不该瞒着我做事。 “算了，在家好好呆着。”他说完要走。 “爸！”我叫住他。 “什么事？” “咱家欠别人很多钱吗？”我小声问。 “你别管这事，听见没有？”爸爸生气了。但他好像不是对我生气。 “今天有两个人来找你。” “他们说什么了？”爸爸看上去有些紧张。 “说你欠很多钱。” 爸爸走近我，他把手按在我的肩上，他说，“你别操这份心，好好念书。” 他按在我肩上的手温暖有力，我觉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像男人对男人那样谈谈了。 “爸，我去蓝歌家了。” “蓝歌是谁？”他问。 “是我同座儿。她爷爷是个眼科专家。她爷爷说我可以把眼睛移植给……” 我的话还没说完，爸爸按在我肩上的手掌已经掴了我一个耳光。他说： “今后，再也不许去他们家。” 人们有时候似乎能够看见，哪两件事暗中关联着。因为…… 所以……，都是表面上晃人的。当我一有空儿就对着镜子看眼睛时，那件事已经发生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有时用左手捂上左眼，镜子里的右眼又大又亮。我拿掉左手，再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也能把一切看清楚。我拿不定主意了，失去哪只眼睛能让我活得更好一点呢？ 爸爸带回四个胖乎乎的大面包放到桌子上，示意我过去吃。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着那四个面包，心里想，失去一只眼睛挡不住我干任何事，一只眼睛能更快地抓住要看见的东西，我打定主意献出一只眼睛。 ‘喻可以吃两个。”爸爸对我说，他还从提兜里掏出一个白纸口袋，用手指指口袋，我走过去打开口袋，是橘子瓣软糖。我的心脏不跳了。 我已经多久没吃过眼前这两样东西了？一定是太久太久了，以至于回忆它们的味道时，我的头猛烈地疼了两下。我爸爸是会计，我妈妈是无线电厂的产品质量检测员。我是他们推一的儿子，在七十年代，这意味着我可以经常吃到面包和橘子软糖；意味着妈妈不必下班后还去搬白菜挣钱…… 我想不下去了。 那个黄昏接着就来了，面包和橘子软糖也不过刚刚消失在记忆的深处。我们都快看不清地上的玻璃球了，但还在玩。 吉普车停在楼门口时，天还没有黑透。吉普车的四个车门同时打开了。我手里握着自己的“花瓣”，它的身上缺一个碴儿，我总喜欢在裤兜里用手摸这个玻璃掉碴儿的那个断面，格外光滑。 民警从四个车门跳下来，其中一个指着我家的窗户说：“好像没人。” “进去看看。”另一个说。 我突然跑到他们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我像民警一样严厉资问他们： “你们找谁？” “是他儿子。”一个说。 “你爸呢？”另一个问我。 我软了下来，心里好像有一堵墙刚刚倒塌了。我想起面包和橘子软糖，真想马上见到爸爸。如果我是男人，也会像爸爸那样干的。可他干了些什么哪？ 民警让我打开房门。他们在屋里翻东西。 “你知道钱放哪儿了？”一个问我。 “我们家没钱。”我说。他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们家的钱都给另一个小孩儿治眼睛了。”我又说。他还看着我。 “我把那个小孩儿的眼睛射瞎了。”我想他是在等我告诉他这个。 爸爸推门走进来了。我真不知道他那么傻，为什么不跑，窗前围了那么多人，他离很远就能发现出事了，只有民警来了才会招惹这么多人看热闹。 爸爸刚看我一眼，就被两个民警挽着胳膊按在地上。他的脸就快贴到地面了。我听见爸爸求民警把我带开。 “求你们把我孩子带开。”爸爸是这么说的，我紧紧握着拳头，如果我掉下一滴眼泪，我就马上杀死自己。 “把他放开。”刚才总是看我的那个民警对他们说。 他们放开了爸爸，爸爸跪坐在地上。他朝我摆摆手，我走近他。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钱交给我。他说： ‘你去买几个烧饼，然后去菜场找妈妈，跟她一块吃，家里的事不用你告诉她。我会说的。” 我盯盯地看着爸爸，害怕一眨眼睛他就变没了。 “去吧，这儿没你事了。” 有三个歹徒抢劫了城里最大的钟表商店，这家商店那时候叫大光明。他们用钥匙打开了铁栅栏，他们想把更夫绑起来，但更夫被吓死了。法医说更夫死于心脏病碎发。三个歹徒直奔保险柜，他们在保险柜跟前从第四个歹徒手里接过钥匙。 第四个歹徒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出狱那天，我和妈妈去接他，他的头发花白，妈妈哭了。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他，他没说什么，我发现我已经不喜欢这个人了。我突然想起十五年前，他被捕前的一个晚上，他到处找我，他让我回家开门，他说他的钥匙都丢了。 这是不是有点可笑？ 我拿着那一块钱，没买烧饼也没去找妈妈。我抄近路直奔医院。在这个漆黑的晚上，我被我的第一个决定激动得浑身发抖。我上楼梯时的脚步声充满了我的耳朵，像一面有回音的大鼓不停地击响。我推开他的病房，我要告诉他，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再也不要向我爸、我妈要一分钱，现在我就赔他一只眼睛。 我推开了病房的门，心里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爸爸站在他的床前，他的眼睛敷着白色药布，药市外面是一块浅蓝色的透明塑料片儿。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刚才出的汗水都顺着毛孔流回去了。 “你傻呆呆地站在那儿干什么？你过来！”他爸对我说，“你过来看看，你干的好事！你这个小患子，我儿子的一生都让你给毁了！”他说着朝我走过来。 “活该！”我的吼声一直撞到他身上，他怔住了。我一定是想起了不该想的事情。 “爸爸。”那孩子吓哭了。 他爸爸终于走到我跟前，他连续打了我四个耳光，打得我眼前直飞小金星。 12 大学毕业那年的元旦晚会，许多人都喝多了。我让他们举出某一件事，这件事必须是仔细想过不可笑的。 “爱情。”他说完看我，我看他时，嘴角堆着笑意。 “去你的吧，爱……情……最可……笑了……”班长说的虽是酒活，但没人再想举例子了。教室突然安静了。 我想到那个小孩，他保住了眼睛，这会儿说不定也在某所大学透过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女生哪。 “干杯！”班长提议。 “为了什么？”一个女生抒情地问道。 “为了附么’歼！”班长高举酒杯，大喊着。 写离别赠言时，许多同学都用上了班长的这句话。只不过改变了书写形式，尤其是女生喜欢这些小把戏。 为了什么？ 有一个女生不仅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了这句话，她还另找时间告诉我，她喜欢我。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的眼睛那么好看。我想这可能是我至今没结婚的原因，女人总是太关注眼睛。心里的声音怎样轰鸣，她们都充耳不闻。只有一个女人听见了我心底像潮水一样反复涌来的声音，可这个女人却不想要我。 ------------------ 图书在线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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