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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兄弟回家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天气有点凉,周炳问过孟才,就过江回家看看,顺便拿点御寒衣物。他今天晚上穿着一件对襟厚蓝布夹袄,一条中装蓝布裤子,身上一个个烧破的补钉,一团团煤炭的痕迹。比起八个月以前离开三家巷的时候,他的身躯仿佛又长高了许多,举动有力,但是略带生硬。他的象牙刻成的圆盘大脸上微露忧戚的表情,两只眼睛带着一种成人的光采,只有鼻子和嘴唇还保持着孩子的神态。整体看来,在那诚恳和俊俏的丰采之中,微露风霜折磨的韵味,使他格外动人。他一在新月映照之下的三家巷出现,立刻惊动了三家巷里面所有的成员。这些成员很快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好像对他抱歉,又有点害怕他的,都躲起来了;一部分像周杨氏、周泉、何守礼、胡杏这些人,立刻从屋里冲出来,抓住他的粗糙的大手,牵着他的旧破的衣衫,一面哭着,一面问短问长。何守礼跑回去告诉三姐,三姐也出来了。跟着陈、何两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阿笑、阿苹、阿贵都出来了,一时把三家巷点缀得热闹非常。周炳别的都不管,只是紧紧握着胡杏的两手问道:
  “你长得很大了。那张脸越来越像一颗莲子了。怎么样,过得好么?”
  她仰起头,眼泪洗湿了她的脸。她的尖下巴颤动着,说:
  “不好呵!坏得很呵!把人折磨死了!准活不成了!”
  周炳着实安慰了她一番,她才忍住眼泪回去。其他的人也陆续散了。何守礼站在周泉旁边,用身体紧挨着她,不愿走开。后来,谁也没有料到,她突然说起话来。“炳哥,”她正正经经地说,“我听大人们说,你会很难过。可我要是你,我一点也不难过呢!婷姐不好。她没志气。她一点儿也不像演戏时候那样好。你难过干什么?只当她赖在香港不走,不肯跟你一道罢工回省城就算了!”周炳笑了,说:“我不难过。我挺忙,倒没工夫去难过呢!”周杨氏笑了,周泉也笑了。周泉说:“看这孩子嘴巴多能干!阿婷如今倒真的在香港呢!”这时候,何家三姐房里的使妈阿笑把何守礼叫了回去。大家回到周家的神厅里,周炳就给妈妈讲这八个月离情别绪,讲到大哥周金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牺牲,二哥周榕匆匆忙忙去了香港,大家又重新悲伤嗟叹一番。后来周铁回家,又把周炳兄弟的情形过细问了一遍,才和周杨氏回房歇息。剩下姐弟两人,周泉才把陈文婷接到他几封信时的前前后后,就她在一旁看见、听见的,都跟周炳说了。最后,她问周炳道:
  “周家和陈家才结了一门亲家,倒结了两门仇家。唉,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周炳说:“我没有什么打算。我做我的铁工。不过这几个月来,我倒看清楚了一件事。世界上的人大概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外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我憎恨那些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下贱的动物。我崇拜那些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伟大的人格。按我自己说,我想走后面那样一条道路。”
  周泉站起来要回陈家去了,后来又坐下来,叹口气道:“嗐,阿炳,怎么好端端地又说起傻话来了?理想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实际永远还是实际。不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却把那美丽的理想当做眼前的实际,这就是产生悲剧的根源。你不能够跟整个世界强拗到底!你能够么?”说完就走了。周炳看见她那纯洁无辜的脸孔,感到她替弟弟担忧,替哥哥惋惜的真情,不免心里动了一下。——不过为时不久,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神楼底,一面收拾床铺,一面又找他从前给区桃表姐画的画像。床铺收拾好了,画像可是找来找去也找不着。他不想马上就睡,便走出门口,在他家和陈家交界的地方,那棵白兰树旁边,站了一会儿。去年六月间,那棵白兰树刚种下去的时候,才不过三尺来高,如今才过了一年多,却长到一人高了。这时候已是初冬天气,可是这棵树枝干壮旺,绿叶婆娑,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周炳看了一会儿,赞叹了一会儿,才心神安定地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周泉就跟陈文雄商量,好不好陪她弟弟去看周金的坟墓。陈文雄雍容大度地说:
  “你弟弟为人虽然乖张,这趟你是该走的。这是情理。”
  于是周泉就陪着周炳上小北门外凤凰台周金的坟上去看去。那是一座新坟,地堂上长着稀稀疏疏的野草,如今已经变白了。坟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志,看得出当初那草草营葬的样子。周泉留心观察着她弟弟的动静,只见他弯着腰,低着头,站在坟前,既不哭,也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在临走之前,他才低声说了一句话道:
  “大哥,我替你报仇。”
  这句话的声音很低,很沉,语气也很宁静。周泉很细心听,才听得出来。看过了周金大哥的坟,又去看区桃表姐的坟。周炳还是和先前那个样子,弯着腰,低着头,沉默地站在坟前,然后在临走之前低声说道:
  “表姐,我替你报仇。”
  两姐弟一道往回走的时候,周泉心中十分纳闷。她想她弟弟是一个热情充沛,直来直去的人,怎么这回表现得这般冷漠?后来她又想道:“是了,是了。想必是陈文婷重重地伤了他的心了!”于是进城之后,瞅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她就开言道:
  “你怎么替他们报仇?难道你还坚持和整个社会对抗么?”
  周炳不假思索地说:“我要毁掉这整个社会。姐姐你应该承认,我是一个硬汉。我说得到,就做得到。任何力量都挡不住我!”
  他的决绝的语气使周泉胆战心惊。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为了什么来由?为了那么一个朝三暮四、喜怒无常的女子?”
  “不!”周炳拖长着声音说:“我憎恨这个社会!——至于陈文婷,那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地,我曾经为她感到震惊和懊丧。现在不了。现在我只是把她当做一个疑团。她欺骗了我,但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也许跟所有的女性都不一样,也许跟她二姐有几分相似。总之,我不明白,就是这个样子!”
  那天中午,周炳和妈妈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周杨氏做了很好的萝卜烧肉汤给他吃。吃过饭,带了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卫生衣,周炳就回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去了。周炳的出现引起了三家巷和附近一带的居民们的纷纷议论,不知道是否时局要发生什么变化。过了三天,二哥周榕也从香港回到三家巷来了,这更加使得所有的人们诸多揣测,惊疑不安。不管怎么说,周杨氏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她隔壁的陈万利却气愤得很。他拍着桌子和陈杨氏说:
  “怎么,到了‘惊蛰’了么?你看蛇、虫、鼠、蚊都钻出地面上来!”
  可是到了惊蛰也罢,没到惊蛰也罢,陈万利不能不问自己道:“我该怎么办?”经商的人,他的心眼儿是灵的,他什么时候都不能够不想到万一会发生什么风险。他去找他的亲家老爷何应元,商量应付的办法。何应元不像他那么着急,只是慢吞吞地说:“倘若把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当做是共产党一伙子人,那未免有点过分。他们的手法,依小弟看来,不过是利用利用那些不逞之徒罢了。”陈万利说:“党已经清了,又来讲联合,——这岂不是你我的劫数么?”何应元说:“那你又何必过分担心?从前蒋总司令也讲过联合的。他们也能学会这一手。”陈万利拿脚顿着地说:“军阀毕竟总是军阀!他们只管自己的野心实现,不管我们这样的百姓遭殃。说老实话,我宁愿相信蒋某人,也不愿相信他们这些小家种!”何应元笑道:“万翁,你一点也不懂政界的事儿。当初,蒋某人你又何尝相信呢?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之流,无非也是些赌徒。只不过本钱小些,看来就更加狠些罢了!”陈万利低着头,吟沉自语道:“话虽那样讲,我却不放心。我想下香港去住他几天,逍遥自在一下,也好。”何应元拿手指甲轻敲着酸枝躺椅的扶手,说:“你是无官一身轻的神仙,只有你才有那份福气。”……这两个老亲家在何家客厅里商量大事的时候,何守仁也去找陈文雄,两妹夫郎舅也在陈家客厅里秘密商量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们的观点是何应元、陈万利一样的观点,看法也是一样的看法,看来何守仁有点惊慌失措,而陈文雄到底比较老成练达一些。何守仁一开口就说:“眼看着天下又要大乱,我的纱帽是戴不成的了!”陈文雄举起两只手指,在鼻子下面轻轻摆动着,说:“朕兆是那样的朕兆,可是你又何必操之过急呢?”何守仁两边张望,仿佛这个华丽的客厅也埋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说:“你岂不知道兵贵神速?莎士比亚有许多悲剧,只是几分钟的迟误所造成的!我今天晚上就去定船票。反正我们在香港的那幢房子也空着,去住他几天也不错。”陈文雄笑起来了。他说:“你跟我父亲,——你们两丈人、女婿倒情投意合,好像贺龙、叶挺已经打到了惠爱路的一般!你们要走,固然可以。把家眷、细软先运走,我们男人大丈夫留下来看个究竟,也无所不可的。”何守仁问他怎么看个究竟法,他说:“办法当然很多,一下子也说不完。比方说,我就想请周榕周炳弟兄俩吃一顿上等、极上等的好饭。咱们是至亲,又是好友,沾着表亲、姻亲、换帖兄弟三重亲,还加上邻居、同学,竟是五重亲呢!几个月不见,就不做一点表示么?”何守仁抱着脑袋,不胜忧虑地说:“文雄哥,你是一个独创家,这是不容置辩的了。但是在你匠心独运的时候,你就不为一般凡人的有限的悟性着想一下?你叫我苦恼极了!难道你不晓得他弟兄俩对令尊、对家父、对陈何两家人都是极不尊重的么?难道你忘记了他弟兄俩跟你的两个妹妹都是伤了感情的么?难道你没听见过他们骂你、我是内奸、工贼、卖国贼、无耻之徒、背信负义的人,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么?”陈文雄哼了一声,冷笑道:“哎哟,你骂得比人家还要痛快!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如果人家当时得令,你就该把自己锯短二寸。况且你不从这些人的口中,就听不到一点虚实;你不从这些人的手中,就搭不上一条共产党的路子。——路子,总是越多越好。不管哪一方面的路子,总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样,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暖和的、冬天的晚上,陈文雄、何守仁两个请周榕、周炳两个到西关一家极有名、极华贵的酒家,叫做“谟觞酒家”的去吃晚饭。这四个人穿的衣服,极不相称。陈文雄穿着笔挺的、英国薄绒的西装,保守仁穿着英国藏青哔叽的中山装,周榕穿着上、下颜色不同的残旧西装,而周炳却穿着那套对襟厚蓝布夹袄,中装蓝布裤了。这就活像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带着他的秘书、他的保镖、他的汽车司机一道上谟觞酒家这样的高贵地方去吃饭。别的酒客和酒家的侍役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他们拣了一处最后的房座,一面喝酒吃菜,一面畅叙离情。——如果说他们的外貌相差很远,那么,他们的内心相差得更加远了。这里面,陈文雄看来是潇洒而愉快的,他不着痕迹,磊落大方地,一开口就问起共产党如果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合作的话,有些什么条件。周榕老老实实地说道:“据我所知,还是那五条:第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二,保证工会和农会的自由。第三,驱逐一切改组委员。第四,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保持有效。第五,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他还是从前那样温和,那样缓慢,那样粘滞。陈文雄问完了这五条,又问国民党的反应怎样,答应多少;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不答应,又怎么办;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全部接受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又问广州和南京的关系会变成一种什么关系;又问省港罢工工人目前的分布状况;又问共产党对于最近的时局有什么文告发表没有等等。自始至终,周炳总是睁眉突眼地望着陈文雄,自己不多说话。从别人眼睛看起来,他如今是呆笨、平板,满怀愤懑,又带点焦躁不安的。他总嫌陈文雄问得太多,又觉着二哥周榕回答得过于详细。同样不多说话,也不多吃东西的,是何守仁。他的眼睛老在其他三个人身上滴溜溜地打转,要不就左张张,右望望,前看看,后瞧瞧,一直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吃着,谈着,从七点多钟吃到九点多钟,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话也问得差不多了,陈文雄带着一种克制的感情说:
  “不论省港罢工的工人也好,广州各业的工人也好,他们的合法权利总是应该保障的。——国民党当局是做得过分了一点。”
  周榕正在踌躇,没有马上回答。周炳却忍不住说道:
  “姐夫,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你都不负一点责任似的!”
  陈文雄瞅了他一眼,说:“这事儿说起来也好笑。我进党只不过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实际上,有那些达官贵人,也轮不到我说话。”
  何守仁也相帮着说:“谁不是一样?我也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要是真想做点事儿,我宁可参加共产党!”
  周榕听见他这样说,也笑道:“参加共产党也不是好玩儿的。你们看我大哥!在你们的地位说来,犯不着冒那样大的危险。”
  何守仁看见已经谈到这里,就索性单刀直入地揭开说道:“其实什么党不党,派不派,我看都是暂时的。只有崇高的友谊才是永久的!你们看,我现在变成友谊至上主义者了。照我想,你们在一边,我们在一边,这样反而更加证明友谊可以突破政治的界限。不论什么时候,咱们都应该互相提携,永远互相提携。——没事的时候互相援引一下,有事的时候互相通个声气,将来中国要是当真富强起来,不论哪一党执政,都有咱们自己的人,这岂不好?所以,友谊是崇高的,伟大的,永生的!这一点,咱们都曾经发过誓,有苍天可鉴,有墨迹为凭,有证人可对的!”
  陈文雄没想到他竟扯得这么远,不觉脸都红了。他用力拉松了自己的领带,挣扎着接上去道:“守仁之言极是!守仁之言极是!按这么办才对!”本来很会说话的人,这时候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他们这些话在周榕的心里勾起无边的往事来,使他觉着一阵头晕。他用手扶着头,嘴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的盛情是可感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但是那种做法,在古代政治里容或有之,在现代的政治活动里是少见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
  周炳越听越生气。到了实在忍耐不住,就离开酒席,直挺挺地站起来说:“要是大家原谅我卤莽的话……我实在不懂:工人们正在和军阀,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却抽了工人们的后腿。眼看着帝国主义就要屈服了,你们却破坏了罢工,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叫全体省港罢工的工人都摔了一交,而你们当了官儿,当了买办,这是谋中国富强之道么?我更加不懂:区桃表姐死在帝国主义者手里,你们见死不救;文娣表姐和我二哥感情破裂了,你们不但坐视不理,并且趁火打劫。这难道又是友谊、提携之道么?按这么说,你们都已经拿起刀子砍到我们头上,我们彼此之间,变成敌人倒有余,怎么今天晚上倒谈起友谊来呢?难道交朋友是这样交法的么?这我就最、最不懂,简直像古语说的‘大惑不解’了!我们在这里尽管胡扯干什么呢?”
  陈文雄听了,搭讪着说:“骂得好,骂得痛快!”
  何守仁的脸皮十分难看地痉挛着,低声解嘲道:“演得多好,演得多好!只有在《雨过天青》里,才有这么激动的场面呢!”
  周炳非常严肃地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半个字虚假。——就是在演《雨过天青》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半个字假话。”
  周榕觉着场面不好处,就替他们解围道:“阿炳有这么一股子劲,这是你们从他小时候起就已经熟知的了!他理解这个社会,就是一条直线。他不知道从地主、官僚、买办的家庭里出身的人,如果背叛了他本阶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家!”
  何守仁立刻接上说:“对,自古走直道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是谈不上的。我们顾忌诸多,有时为势所逼,竟连清高都做不到呢!”
  陈文雄已经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有板有眼地说:“虽说我们都为世俗所累,都有难言之隐,甚至躲避不了天下后世的清议,但是:说真的,我却深深喜爱阿炳说话的那种青年腔调,——风格高极了!”
  一场不愉快的宴会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晚上,陈家留下了使妈阿发,何家留下了使妈阿笑、丫头胡杏几个人看门,其余两边全家的人都搬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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