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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①，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 ①译注：阿利蒂纳（Ariadene）的丝线，出自古希腊神话。阿利蒂纳曾经帮助雅典王子提修斯带一团丝线进她父亲的迷宫，让他边走边放线，再顺着线走出迷宫。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①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 ①译注。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牛津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主要有《教堂和家灶》（1861）、《改邪未晚》（1853）、《现钱》（1863）、《设身处地》（1870）、《可怕的诱惑》（1871）等。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差别太大：有钱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他们许多人看来却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尽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勉力维生，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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