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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给你的创作贴标签，多半是出于好意，倘若传媒报导中引用，那更是你“走红”的象征。但那实际上是一桩可怕的事，相当于被关进了一间天鹅绒制成的牢房。在天鹅绒铺敷而成的牢房里，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个王子或公主，正享受着宫殿里的快乐生活似的。 写小说这么多年，我也曾被贴上过一些标签，比如“伤痕文学”。虽说这标签很快就贬值了，但刚贴上的时候，还是很风光的，特别是在香港，有的传媒贴的标签更具“爆炸性”：“大陆伤痕文学之父”！天哪，为保持这一份风光，我是否应坚守“伤痕”题材，直到读者们对累累斑斑的“伤痕展览”胃口倒尽？后来，又有“问题小说”的标签接踵而至，“问题”当然不止是“伤痕”，这间天鹅绒牢房相比而言可是宽敞多了；然而，企图在每一篇新小说里提出一个新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样沉重的担子，能把你整个人压趴在地。有的“伤痕文学”兴盛时一起写小说的朋友，后来挂笔而去，甚至于匿迹于文坛，因素当然不止一端，然而为标签所限，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应是因素之一吧！ 我在一进入八十年代，便自觉地撕掉了“伤痕文学”与“问题小说”的标签。这并不是放弃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而是在写作实践中努力地进入文学的本性之中。于是有《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出现。但新的标签又追踪而来。其中有一个是“京味小说”。这是把！ 我往一所精致的四合院里轰。四合院当然很不错，何况是精致的。被贴上这一标签后，我被询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在中国作家里，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不是老舍？请谈谈您是如何继承老舍的文学传统的？”老舍当然是极优秀的作家，对我影响也是有的，但我自己并不是土生土养的北京人，我出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过童年，虽说八岁就到了北京并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说四川话，因之，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吉力）人，他的《死水微澜》我至少精读过五遍。我佩服老舍，但我不可能用他那样地道的北京话(有时是旗人的土话)来进行文学思维，特别是，老舍先生不仅能让笔下的人物说原汁原味的北京话，而且，他的叙述语言多半也用的是与人物对话“水流平齐”的北京语汇，这是我不可能“继承”，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师法的。我对老舍先生创作中不那么恪守北京话规范的《月牙儿》、《微神》，反倒更倾心。我写当代北京的故事，人物如是北京老市民，当然要让他们说地道的北京话，然而我的叙述语言，是自觉地不用北京话，而用普通话，甚或南腔北调，更甚或吸收“欧化”语法，以及大量使用书面语言的。因此敬告各方，赐我“京味小说”标签盛情可感，但我在文学跋涉中却必须撕下这一标签，以便更自由地扇动文学想象的翅膀，在广阔无垠的文学空间中翻飞！ 近几年我的文学活动越来越边缘化，因之热心给我贴标签的人也就少了。这是我的福气。得？以八方飞翔，四处采撷生活的花粉，酿多味文学之蜜，甘苦自择，浓淡随缘；当然蜡重蜜薄的情况也有，但没被拘囿在天鹅绒牢房里，坚持努力，总还有希望酿出一点别有趣味的新蜜吧！最近我的短篇小说，如《大家》上的《最后金蛇》、《北京文学》上的《绣鸳鸯》、《山花》上的《水锚》，以及《钟山》上的《人面鱼》，正体现着我个人的这种“撕却标签任翱翔”的状态。 责任编辑 傅晓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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