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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窗好友志熙是个犟家伙。尽管平时以“无所谓主义”自诩，但一跟你争起什么来，他那种寸步不让的认真劲可真能拗死个人。一天夜里我们骑车往西山方向游逛，开始谈谈当代青年的失恋问题，后来就把话题扯到刘恒的新闻小说（《白涡》《中国作家》1988年1期）上，一说起《白涡》我们就争执起来，刚才谈话中那种感伤气氛一变而为火药味。志熙认死理。 刘恒的这部小说挺不错的。我最欣赏的是他对官感细节那种异乎寻常的捕捉能力。膝盖触到地毯时是一种“粗糙的感觉”；“她面孔充血，只有鼻梁是白的”；“恼急之中拳头触到了儿子的后背，瘦弱的身腔里发出可怕的咚咚的声音”。对触觉、视觉和听觉的细微感受把握得准确极了。但难得的不是这种把握的准确性，而是对这些极易忽略过去的细节那种自然的注意力。能不能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一些转瞬即逝、丰富而奇妙的感官印象，是一个作家艺术细胞是否发达的重要标识。刘恒显然是令人满意的。我和志熙争论的不是刘恒的艺术才华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浓重社会文化味的问题：对小说中描写的男女关系怎么看？ 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题目。读完小说我对其中的男主角周兆路挺讨厌的。既瞧不上他开始时在女性的诱惑下的那种畏畏缩缩，又反感于他后来与情人的决然断绝。但同时又对他抱有些许同情。或许小说主人公这种动辄处读者之咎的境地正是目前中国男性困境的体现。我索性就把话扯远一点。 也许首先要追根溯源。中国古代社会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性禁锢社会。这是对的，但不太准确。其实古代的性禁锢作为一种灾难只是落到了女性头上，对男性来说则是性解放的。在习俗上，当时男性都有无限制纳妾的权利，有狎妓蓄伏的自由，有四处进行性追逐与个性冒险的可能。官僚的荒淫被视为当然，文人的放浪被誉为风流，即使民间男性的多妻也得到普遍认可。在这里，男性的权利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社会权利，而是一种基于社会病态观念的特权。这种特权建立在人类中一个群落对另一个群落的歧视与统治之上。今天我们对古代男性地位的评价既根据一种现代的历史观与生活观，也源于现代性的道德感。我们几乎都会毫无犹豫地认定这种关系是野蛮、黑暗和丑恶的。在任何社会中，任何奴役者自身也必被奴役。男性单方面的性解放造成了男尊女卑，而同时这种不平等意识又造成了官尊民卑、君尊臣卑的社会格局。家庭中的性奴役与国家中普遍的政治奴役紧密相连，导致了全社会人们基本人性的沦丧。所以近几十年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倡导如一夫一妻的法律强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在我们礼教气氛十分浓郁的环境中，随着这种社会进步出现的结果是复杂的。妇女解放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是把男性降到了与过去女性同等的位置上：大家一致受到严格的性约束，而不是把女性提高到过去男性的地位——双方同时获得一种性解放。在我们社会的当代习俗中，男性与女性一样，婚前、婚外即使没有后果的性关系也受到严格的禁止。这种禁止不仅限制了人们的行为而且培养了人们的心理提防。这就是为什么《白涡》中周兆路在一种新的性诱惑下琐屑、萎缩心理与越轨之后犯罪感产生的原因。然而，尽管婚外性关系为舆论和刁俗所禁，但在当前生活中这种现象已较为普遍地出现了。这就是《白涡》产生的生活背景。对于这种社会现象进行全面而直率的文化评价似乎还为时尚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过分严格的戒律和各种婚姻生活缺陷，在家庭内外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苦闷与性压抑，在这种情形下像小说中周兆路、华乃倩那样去寻求满足是合情而且自然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婚外情人在隐秘关系中的心理状态。 周兆路尽管在开始时顾虑重重，内心十分矛盾，但在关系发展中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并确定了自己的态度：他可能是凭着一咱精神遗传本能地就确定了男性中的立场。他仅仅是把华乃倩看作一只躯壳，并没有把她看成一个平等的人。他忽略了华乃倩因丈夫生理缺陷和精神沉沦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不承认她也有同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认为这种关系必须以自己为转移；他需要时就维持，等到这种关系可能因为落后的习俗包围和舆论谴责而威胁他的事业成功时，他就决断地要结束它，冷酷地把华乃倩抛回她痛苦的家庭中。他把华乃倩为他作出牺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当华乃倩反对断绝关系时，他又认为她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这又回到了中国男性传统的女人是“尤物”“祸水”的观念上。这俨然又是一个唐人传奇中玩弄女性的封建士人始乱终弃的故事。从现代性道德看，他应该对华乃倩负起责任，应该同她结婚；但是，另一方面，他如果对华乃倩负责，他又必须抛弃或者欺骗自己的妻子——妻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他也同样对其负有责任。妻子是没有外遇的，如果他抛弃或者欺骗妻子，那么他和妻子之间又建立了一种不平等的、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这是一个两难处境。也是中国男性追求性解放的困境。西方的性解放是以男女双方平等而自由的性游戏为内容的，而中国女性——无论是华乃倩这样的摩登型或是周兆路妻子那样的贤妻型——都缺乏西方女性那种自我承担能力和独立精神。她们对家庭有着强烈的问心倾向，把婚姻看作最可靠的归宿和依托。这根源于女性的生理弱点，也根源于中国女性的精神传统。她们在本质上是弱的。妻子很少背着丈夫找情人（比如周兆路妻就是一个典型），即使有外遇也是为了寻找可以为这守贞的新的丈夫（如华乃倩）。面对女性的这种状态，男性不可能找到轻松和健康的婚外性关系，因为你的妻子和情人都不可能和你处于同一种的心理状态之下。在追求超越婚姻的性关系时，当代男性往往不自觉地就退化为一个封建男性人格，而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沉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每个时代的人都是面对一些没有办法的情绪。但《白涡》引起了我们对这种暂时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思索，这种思索决不是没有益处的。 据此住笔了。我作文与写字一样，不喜规矩，总是信笔由之，但求痛快。且懒得多言，往往把问题简化，省去曲折，取其直径。阅读者只可意会。志熙思想缜密一些，对这篇小说另有高见，使人别开生面。 既然书磊已经有言在先，我就只好谈谈自己的一点阅读印象，这些印象很可能并不准确，倒可能近乎妄谈，权算是对书磊前言的补充吧。 《白涡》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意蕴却并不单纯，倒是颇为含混难辨的。最明显的一层就是作品的重要情节所揭示的婚外性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和书磊的分歧甚多。但是请书磊原谅，在此我不打算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有意逃避，而是因为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透过主人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而独特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或人生方式。或许这一点更值得玩味。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和思想的敏锐。在我看来，《白涡》相当成功地揭示了处于我们这个矛盾时代中的个人主义者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是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的。 个人主义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为本位的个人私利观，一是以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为目的的个人发展观。在中国，个人主义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个人主义者的命运往往是充满坎坷，甚至是不幸的。当然我是指真正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者，这是因为在中国，对个人私利和个人发展的否定和贬抑是一个极其悠久而强大的文化道德传统，迄今仍然如此；而目前占支配地位的也是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主义者难以求得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生存权利，其发展真是举步维艰，要获得个人的成功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传统观念和正统意识并不能遏制个人主义者的滋生，而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又必然造成个人主义意识的高涨。《白涡》的主人公周兆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爱自己超过任何人……除了家庭、事业、荣誉、地位，他不怕丧失什么，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基础。”个人的功名利禄，一己的利害得失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中心，这甚至体现在他和华乃倩的性关系中，“你……太自私了”，华乃倩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当然，他也的确有着杰出的个人才智，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什么集体利益和崇高的人生理想，而只是为了个人自身。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在一个以排斥个人利益、限制个人发展为能事的环境里当然感到束缚重重，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宿命般的阴影。但是他的人生冒险却事事如意，步步顺利。这里面的诀窍何在？在这时起决定作用的就不是他的专业才干，而是他的“为人方式”。这种“为人方式”的精义就是深深地把自己的个人主义真相掩藏起来，而时时刻刻注意在公众和领导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符合于传统和正统道德理想的人。我们看到，周兆路时刻注意伪装自己，不露锋芒，不得罪任何人，“对一切人微笑”，装相给别人看，甚至于有意造成他人的误解：“他正需要某种误解，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他希望在一切有关人的心目中，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是个随和而谦虚的人。这种人比那些本领高强却性格怪癖的家伙更容易被别人接受，他在上大学时就认识这一点了。”这是世故和虚伪，你可以这样说，但这是在中国的为人精义。周兆路从他人的失败教训中，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也从领导、师长的教诲中深深明了这一点对一个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他为此而苦心修炼，运用起来真是驾轻就熟，不露痕迹。他的努力很成功，谁也不知他的真相，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好感，不论从传统观念还是正统道德理想来看他都无可挑剔，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同事”，“好领导”，一个谦谦君子，一个不受人嫉恨的名专家。他简直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理想有道德的优秀的人！”他的苦心当然没有白费，他的美好形象使他受益匪浅。各种利益像奖赏一样不断地颁发给他。最后他顺利地击败对手，当上了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而且还可望进一步飞黄腾达。当他站在讲坛上发表就职演说时，所有的人都为他热烈鼓掌，他“充满信心地注视全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是他自己亲手塑造了这个形象。形象代表了一切。内心没有任何意义。有谁能够正视他的心灵呢？”这时的“周兆路已经没有恐惧”。 不错，这是一个伪君子的胜利，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的胜利，但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从道德上谴责周兆路，实际上，在一个虽然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但却缺乏基本的现代组织，因而尚须现代化的国家里，过分张扬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而完全否定个人的私利观，那是反历史的。同样，在一个走向现代化，走向自由开放的社会里，个人的发展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矛盾性：一方面新的发展趋势必然地造成了个人主义的高涨，而且时代本身也需要个人主义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里反个人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和正统观念又非常强大，阻碍着个人的发展，否定着个人私利，在这种矛盾的时代状况下，个人主义力量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它就不得不尽量避免与传统——正统势力及其观念发生直接冲突，它还不能完全以符合自身内容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必须穿上传统——正统的外衣来行其个人主义之实，这当然有些受委屈，但好处则更多：它不但由此打破生存困境而获得发展，而且事实上也在偷偷地颠覆和瓦解它所依存的旧物。周兆路这种个人主义者并不少见，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这个形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的个人主义已经超越了少年期的幼稚和青春期的单纯，而具有了进入成熟期的智慧和力量，它找到了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方式。周兆路的成功和自信预示着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得势。在现阶段，个人主义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避免不幸和悲剧而成为志得意满的胜利者，生活中的强者，这并不是坏事。当然他们为应付时代的矛盾也付出了代价。穿了一套不合身的外衣，毕竟是一件别扭的事情，而且他们自身内部也不可否认地有着传统的遗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会更新自身——从外形到内容，会更直截了当地行动。这一天或许并不遥远。他们正跃跃欲试，如果我们为个人主义者的道德不完善、灵魂不纯洁而痛心，那只说明我们迂腐。要求一个不安于生活现状，寻求自我变革自我发展因而也变革着时代的人，同时成为一个灵魂健全的人，那才是愚不可及。 （原载《文论报》1988年3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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