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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的发现的呼声回荡在当代中国的天空的时刻，蛰伏多年的人们骚动起来了。这里，又一幅图景呈现在眼前：喧嚣的都市，开放的潮流，蛊惑的红颜，自爱的君子；古老的灵魂踱着方步去赴幽会，大胆的情欲披上爱的伪装；“官本位”的盘算暗暗嘲笑虚假的清高，灵与肉的分离把女性意识的觉醒化为笑柄；曾经为了拯救灵魂牺牲过太多尘世的欢乐，如今追求起尘世的欢乐却又发现灵魂依然故我；立足未稳的“自我”，又迷失在白色的涡流中了……这就是小说《白涡》展示给我们的缤纷意象。要问：这部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报告，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在新时期文学短短十来年中，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和幻化；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审美眼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也就像“化身博士”似的，会凸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大体脉络还是理得清的：最初是洗去脸上的污垢，恢复他们的传统正剧角色，后来，稍稍多样的形象改变了表现知识分子的单一化模式，却也还是在社会历史的高度上，勾勒不同的政治化人生态度，再后来，忧患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参与，使他们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变得敢于正视自身的历史痛苦和传统负担了。可是，若从揭示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若拿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民形象比较，不能不说，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表现要略逊一筹。好像“自我”最难认识，自己总写不好自己。我以为，其薄弱点在于，对于从古代的“士”衍变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这传统极深厚的相对独立自足的群体，群体中的各色人物，还缺乏从文化形态和心理结构意义上的深刻揭示。我们似乎总是习惯于依傍一般社会价值来评价人物，总在本体世界的周围打转，很少从自我异化的角度把握人物。《白涡》在社会相的展开上当然不及许多作品来得广阔，但在谛视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和本体矛盾上，在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自我上，却显出一种独特的深度。据我所知，近来它的读者很不少，不胫而走。这与它着力写了两性关系的变态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伸向了隐匿在无意识状态中的灵魂的无情真实。 正如《白涡》这略感拗口的题目所暗示的，主人公周兆路与华乃倩是在肉欲的漩涡里陷溺着，挣扎着，掩饰着也暴露着，他们既想在性的狂热中认清对方的真实面孔，同时又在不尴不尬的境遇中返观自身。虽然，他们始终不敢正视真正的自我，但借了作者的眼睛，我们还是看到许多隐藏很深的东西。由于大量篇幅涉及到婚外两性关系，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它只是一部社会性淡化，仅仅诉诸道德伦理的消遣读物——果真如此的话，我就不想研究它了。应该说，它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社会心理小说，在不戳露外在评价的叙述风格中，暗藏着咄咄逼人的“拷问”性质。它写的不是“性”，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某类人的文化性格。透过一场爱欲的骚乱，一个又一个疑问旋踵而至：这里的一切、究竟曲折显示了新人格的苏生，还是隐伏着千年不变的士大夫人格原型？究竟是“爱”的萌动，还是爱的能力的丧失？究竟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的迷惘？究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披着现代服饰却更可悲、更不堪的“物化”？究竟是锐意改革，积极进取，还是“官本位”幽灵的复活？一旦从对爱欲的善恶判断超越出来，我们会感悟到一种较深沉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四周流溢。 《白涡》不是那种任何时代都不缺少的艳情小说。注意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它写的是经历了长久封闭、抑压之后，突然开始了个体意识新觉醒，也就难免萌发了情性骚动的今天这个特定历史时刻的事。女主人公华乃倩吃过不少苦，“她觉得青春被耽误了，想捞回来”；男主人公周兆路，这“稳重了半生的正人君子”，则忽然发现自己“骨子里早就积压了罪恶的快感”。小说里有一细节是耐人寻味的：华乃倩与周兆路的“偷情”场所，是华借用她的同学——一位老姑娘的房间。他们在这个无辜者的床褥上做爱，偶然瞥见“相框里的老姑娘正用凄楚的目光望着他”。这一笔委实太残酷了，写出一瞬间无情的历史。假如老姑娘得悉她房间里的一切，说不定会晕倒，然而，在今天，“老姑娘凄楚目光”的道德威慑力显然愈益微弱了。男欢女爱自古皆然，但以如此，“积压的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与商品经济俱来的某种“恶”一样，都带有今天的鲜明时代印记。这，就是小说《白涡》中的“时间”。 为了强调“现在时”这个前提，小说还在环境描写上故意采取一种“反小说”的笔调。时间、地点、背景事件，似件件可考；公共汽车线路，单位名称，甚至公园、街道、饭铺的位置，也与时下的北京城无不贴合。这让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的口号，“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这种“类摄影”手法，既在诱使读者进入情境，又在提醒读者：这一切虽系隐私，却全是真的，我不过照实纪录而已；因为，生活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当然，作者强调“现在时”的根本意义，还在于“现在”无论对小说中的男女抑或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个精神上骚动不宁、价值指向不无紊乱的活跃期、多变期，而对小说作者来说，却又恰恰是洞入知识分子灵魂的良机。就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真实”面前，作者拿起了他的手术刀。 事实上，作者对他的人物并没有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也没有出于传统道德的谴责，相反，作者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态度，承认这就是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态与心态，这是一种断难改变的、既成的文化性格。在现实的、理性的、分开的层面上，作者甚至也承认周兆路是各方面堪称优秀的人才，他的步步晋升，稳操胜券带有与社会心理密契无间的必然性，他是我们社会最乐于接受的一个角色。在小说里，周兆路“为人谦谨”，任何场合也不骄傲。他懂得“谦虚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虚心者本人”。在事业上，由于他的业务本领，更因为他的做人本领，他是破格擢升的研究员；在私生活上，“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丈夫”，若无华乃倩的闯入，他的确是“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的人”。重要的是，他比谁都清楚社会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于是，他“干什么都不露声色”，他知道本领高强性格怪癖的人决不是他的对手。最后，他几乎含着微笑就击败了那个直率、躁动的竞争者“老刘”，踌躇满志地登上副院长的位子。就职演说赢得了一片掌声，他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想飞到哪里就能飞到哪里”。的确，在现阶段的社会里，他取得了某种“自由”。但他果真是一颗自由的灵魂吗？他的“自由”究竟是建筑在什么基地之上的呢？ 从这里，我们发现了作者的真正命意，一方面，他是承认作为一种“过程”的现实的，另一方面，他对此提出了深刻的怀疑。《白涡》的全部题旨，就在于打破这种虚幻、麻木的自由感，搅乱这种高度和谐、稳固、中庸的气氛，摘下周兆路们已经戴了几千年的、无比沉重的“人格面具”，超越肤浅的善恶评价，探究古井般的文化心态“人格面具”这个概念不愧是心理学家荣格的绝妙概括，它的作用是，“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性格。它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荣格还指出，一些中年的社会上流人士，往往是人格面具过份膨胀的人，他们为此付出昂贵代价，牺牲了自然活力和创造精神。周兆路的情形不也如此吗？当然，中国自有“国粹”，周兆路全力揣摩、仿效、宝爱、使之得以畅行无阻的“人格面具”，也只能是中国式的，且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作为一种面具，周兆路得益于它，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它是超个人的，远非周兆路个人负载得起。 还是看看他与华乃倩始乱之，终“和”之的悲喜剧吧。是的，自从有了艳遇，卷进了“白涡”，这位一贯平衡、调适的谦谦君子就开始失去平衡了。从形式上看，这也许是他对自己刻板生活方式的一次最大的反叛；从实质上看，由于并无什么崭新的内容，它也就不可能提供新的动力。新的理由、旧的道德全都无法解释他的行为，他于是陷入窘境了。他的人格面具毕竟很有份量，在一切公开场合，他仍不失其镇定、谦和和风度，可是，他终觉一时很难弥合言与行、灵与肉、理智与情欲，“官本位”与享乐欲之间的冲突，也即自我与本我，“面具”与“阴影”的冲突。他不得不在上级、同事、长辈、情妇、妻儿面前，频繁地更换面具，以至原本就分裂的人格一度快化成碎片了。面具不可须臾摘下（包括在华的面前），诱惑又难以抗拒，如此两难境地，怎不叫他格外别扭、尴尬和不安呢？然而，奇妙的是，这个善于掌握“和谐”的人，最终还是寻出“逃路”，重归心平气和了。传统的文化心理机制于此表现阶惊人的消解力。 那么，他究竟是怎样具体消弭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冲突的呢？试看，华乃倩，这美丽妖冶的少妇，新分配到他手下的研究生，正欲通过他的提携取得硕士学位；是华，率先向他发出了挑逗。尽管他有点惶遽，还是两头撒谎后准时赴约了。他以一连串发涩的僵硬语言护住了他的面具，同时正象他早已预感到结果似的完成了幽会。然而，良心的谴责也来临了。当他叩开家门后，发现妻子“比早上苍老多了”，妻的“拖鞋啪啪地打着水泥地，就像在打他的嘴巴”。——这描写是根精彩的。这一夜，他在对自身罪恶的体味中“想哭”，“但他很快就睡着了”——这反讽又是何其微妙。事实上，“如果不给正常生活造成威胁，他乐于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假若就此把他看成一个十足的伪君子，那又未免太不公平。他不是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从北戴河回来，“他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感觉，自以为那个优秀的人已不复存在了”。其中的真诚倒也无须怀疑。他之所以很快归于平衡和调适，首要的原因是，周、华关系一开始就带着灵肉分家的“无爱之性”的性质。如果他的行为勉强可看作“人的发现”（对压抑的曲折反叛），那么同时就又是“自我”的失落（还原为单纯的性欲）。这是所谓“没有年龄，没有身分，只有性别”的一场遭遇战，自然无“自我”意识可言。按他的话说就是：“这种事……没有爱也可以”。既然如此，何来灵魂的痛楚？另一方面，在道德与情欲，自我与本我的冲突面前，他又有种自我开脱，文过饰非的平衡术，我们看到在其身后伫立着一长串封建士大夫的阴影。他或者以自己俘获了对方的优胜自慰；或者在发现对方的污点后，大感轻松，把她当作“赏心悦目的曲子”，认为自己“有权享受她”，重弹“尤物”老调；旋即想到此事或会危及名声地位，便又“语气稳重得像谈一桩买卖似的”抛弃她；等到危险消失，又能心安理得地容受她……从内心的愧怍到“丑恶感”的荡然无存，从开始的不适应到纳入其心理机制后的适应，从猎奇到厌倦，从人格面具始到人格面具终，这就是周兆路一场性的骚乱的始末。原先是什么还是什么，他那超稳态的文化性格纹丝未动。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决不仅仅是个既要这么做却不这么说的怯懦者、双重人格者；作为较为深刻的精神悲剧，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作品涉及到爱的能力问题。如果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出了在极左路线残虐下章永磷性的能力的丧失，那么，《白涡》则写出了在传统文化的锁链的绞杀下周兆路爱的能力的丧失。同是写人的异化，后者比前者的悲剧性将更深刻。（不是指两部作品的具体艺术成就）。我想，一个人有可能在爱欲的道德选择上误入歧途，倘若他真有如痴如狂的激情，清新的感官，执着的追求。那么即使走迷了路还有希望，因为他还不是被毒化，被阉割了的人；可是，倘若是被旧文化、旧传统浸透了骨髓，成为“乡愿”、“冬烘”、“中庸”的象征的人，尽管无可挑剔的“正确”，那也决不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完整的人，那可真是掉入无物之阵的深渊了。周兆路是决不会产生“爱”的。小说写他与华乃倩的“分手”，貌似庄重，其实滑稽，他的吻有如“在脸上啄着两瓣湿润的桔子皮似的感觉”，可谓反讽的极致。 的确，我们从周兆路身上感受到的唯一色调是冷漠。如把另一情节线上他的竞争副院长归并来看，对他的双重人格会把握得更完整。我们也许会过于注意他的高明手腕，一趟又一趟跑到钱老家里，不是为了索取智慧，不是因为尊敬长辈，而是为了“求得老家伙们的支持”；也许我们还注意到，他那恰到好处的谦逊，“好像自卑似的”躲闪，反而赢得了更多的拥戴者。这些自然都是他的人格的双重性的表现——“道”的外表，“儒——法”的真面。但更深刻处却在于，“官本位”的观念如何深深浸染了这位研究员的灵魂。“地位毕竟是个很实在的东西，任何人都难以拒绝诱惑”，这是他的心声。在他身上，小说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传统痼疾——非学术化性格。如果在与华乃倩的关系上，他竭力掩饰的是他的“无爱之性”，那么，在事业上，他竭力掩饰的就是身为学者却并不爱好学术的本相。这就是周兆路文化性格的两面。有同志说，他是现代个人主义者。其实，他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特点，他没有“自我”、也更没有成为他自己。他不过是个穿着现代服装的古典的灵魂罢了。小说最后写他当上副院长后的散步，“他的背比平时驼了一些，从后面看上去阴森森的，有一种僵尸的味道”。大概是作者唯一禁不住爱憎之情的点睛之笔吧。 与周兆路形象的突出成功相比，作者对女主人公华乃倩的把握不很准确。华乃倩被作者的主观臆测弄得面目模糊。所谓“一只母兽戴上了人的面具”，所谓“某些方面亢进的女人”，还有“抹防蚊油”之类的描写，都是些夸张失度，损伤作品深度的败笔。我不敢说现实中一定没有这样行为的女性，只是说强调这些方面反而淹滞了她的悲剧的深刻性。尽管如此，她的悲剧依然有迹可循。她有个美丽的躯体，有争胜好强的脾性，还有机警的头脑（北戴河之夜），但命运待她太不公道，丈夫懦弱无能，于是“苦恼弥漫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含有绝望的色彩和自暴自弃的味道”，她要起而向生活索取、追回。她自称的“奢望”并非奢望，是正当的欲求。她是应该被同情的。比起周兆路的阴沉，她倒坦率得多，她说“我是女人，你是男人，这就够了。”倘仅听其言，她颇有些以女性为本位、追求“第二性”的独立自由的女权主义气息。然而，可悲的是，她也戴着双重人格的面具，衣服簇新，骨子里却很旧。她把自己的悲剧归结为所遇非人，周“太自私了”。其实，真正的悲剧在于，她的“女性意识觉醒”一开始就以灵肉分家的面目出现，她一开始就把自己作为富有蛊惑力的“性对象”展览出去，她貌似自强，实不自重。这才是悲剧的根因。周兆路抛弃她时，她流泪了。正如小说所写：“眼泪可能是爱的证明，也可能是因为承受不了自身遭到的损害”。她的泪属于后者。使人不无惊骇的是，她的泪光中又“有一种讥笑意味”。讥笑什么呢？我以为这既是清醒，又是沉沦。无非表示，她固然只是玩物，他呢，也一样。如果这也叫女性意识觉醒，未免太阴鸷，太惨淡了。还是乔·治桑讲得深刻：灵与肉的极度分裂，一面产生修道院，一面产生妓院。这不可不为华乃倩戒。最后一次，她从周家走出，“美丽娴静，嘴角边甚至挂着一丝羞怯”。她已从被抛弃时的“羞愤”滑到玩世不恭的“羞怯”。由于没有爱的支撑，只能导致一种更残酷更麻木的依附。透过她洋洋自得的表情，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昏睡的灵魂，一场人性泯灭的悲剧。 读完《白涡》，忧思难禁，我忽然想起狄金森的诗句：“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然而，在这变革的岁月，翻新的世纪里，我们古老的灵魂又改变了多少呢？《白涡》便是在新颖的背景上对古老灵魂的一次观照和批判。不错，周兆路、华乃倩们已从幽暗的胡同来到开放的、满眼缭乱的十字街头。但是，在周的身后，还有“士”的幽灵，在华的身旁，还有“妾”的鬼魂。人的解放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啊，这一对男女，还有我们大家，现在是走到哪一站了呢？ 1988.3.5写于京郊 4.9修改 （原载《小说选刊》1988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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