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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来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呆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 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 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Ｖ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Ｃ，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 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 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 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 回答：“Ｅ老师替你取。” Ｅ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Ｅ老师替我去取？” Ｃ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Ｃ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Ｅ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Ｅ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吗？”Ｅ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Ｅ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说：“这得去问Ｖ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Ｖ在宿舍，”Ｅ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Ｅ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Ｅ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Ｖ。 不待Ｅ老师开口，Ｖ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Ｅ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庄师傅说：“坦白交待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 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 “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Ｅ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Ｅ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 我简直发懵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待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Ｖ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Ｖ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Ｖ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Ｖ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嘻嘻哈哈了一阵。 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Ｃ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Ｃ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Ｃ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的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它妈的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Ｖ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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