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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系。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若真的编在一个集子里，仿佛是两个人的文章合编成的什么‘争鸣集’或者‘辩论集’。他甚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怀疑，说这是我写的文章吗？我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来？浅薄呀浅薄，羞愧极了。有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你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还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就摇头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口头上拥护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气，说就因为你爸爸写过几篇批评改革负面现象的文章，你就这么认为你爸爸吗？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说爸你别整天思考这些严肃的事了，那是中央领导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没什么用的。他呢，又会反过来教训我，说拥护改革或者反对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参与也得参与的时代大戏。堂堂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岂能仅仅作壁上观吗？某些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听过他的几次演讲或报告的人，寄给他不少信。有的对他的某种观点进行批判，有的要和他进行公开商榷。而年轻人寄来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将他比作一个‘二花脸’。说中国的‘二花脸’已经太多了，奉劝他每次出门去演讲之前，首先应该对着镜子，将自己鼻梁上的标签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个‘改’，是‘保’就描清楚一个‘保’，别到时候现描。那些信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却又希望教会别人怎样心理坚韧起来。我劝他不要把那些信当成一回事，连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烧了。他不听，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该怎么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亲回过几封信，对那种尖酸刻薄、文字放肆无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套谁不会。都是无师自通的。倒也没谁纠缠不休，打上门来。可是如果父亲回信，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我劝他，把没写完的著作抓时间写完才对，何必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听，说对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是一有人请他，他又去演讲又去做报告。拦不住他。他说那么多人都把我当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了，我还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吗？他似乎觉得，全中国，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们。你简直没法向他说明，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 他有时明白，承认所谓社会心理学，不过就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这一位学者，不过就是依赖于它而确立了功名的个人。有时又不那么明白，认为它是和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的，关系到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项目大问题。这是冉说的，冉说她的父亲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提议中央下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青妇联各界都要掀起学用社会心理学的热潮。说她父亲认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会心理学的普及运动，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他品尝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儿，好几天内戚戚然愤愤然，觉得自己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被严重轻蔑了……冉说她的父亲自从因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后，不快的事懊恼的事令他愤恨的事接踵而来。先是他正带着的两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钱的诱惑，视博士证书如粪土，下海经商了。一名利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给洋人刷盘子去了，发誓永不回国了。还将替他整理的一部社会心理学手稿暗中带出了国。原以为那等于是一大笔美金，却因为是中文的四处碰壁推销不遂。最后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价，当作“资料”，卖给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人家花钱雇佣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突击翻译完毕，并以最快的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当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书一发行造成不小的轰动。人家名利双收，不但获得了几万美金的版税，而且隔夜之间成了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专家。据说连美国总统都对那一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认真通读了一遍不算，还推荐给他的白宫幕僚们，还邀请那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一次总统私人晚宴。这件事反馈到国内，当导师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几乎震怒得背过气去。其后的几天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见人。咕咕哝哝独自说的是：“我花了四年时间，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卖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时刚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她当然没敢告诉父亲。她矢口不谈自己受到欺骗的心灵痛苦，娓娓地劝说父亲想开点儿。说父亲那么多弟子中，只出了一个行为卑鄙的不足为怪。而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指责不休，声明自己从来没喜欢过老伴儿那个学生，斥他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实在是很活该的事。但这声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她比冉的父亲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着那个卑鄙小人早点儿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儿不在家时，乔老先生将冉唤入书房，很是郑重地对冉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人生在世，总难免被坑害几次的，何况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数已经不少，应该明白人坑人之事，实在寻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样。若以七十来岁的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想不通这么点儿别扭的话，岂不是越活越娇气了吗？冉自是软声细语，说父亲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说也有学生被导师所坑的事。说互为坑之，方显出大千世界的公允。乔老先生微笑颔首，频频称是。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连起码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备，真真是太令人耻笑了。自嘲一番之后，更加郑重地对冉说，自己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因为在两名收山弟子中，他对坑了自己那一个，一向情有独钟。因为是在自己的促进下，女儿才以心相许。他嗫嗫嚅嚅地问女儿，是不是也以身相许了。经父亲这么一问，冉回答说是的。冉承认自己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了。不过冉说这没什么，冉说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于怀，认为这种事是为男人做出的牺牲，因而有什么吃亏的想法，求索补偿，甚至产生报复。冉说她认为，这种事儿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馆，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等于增强了自己今后在爱情方面的免疫力。于是乔老先生也说女儿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而当女儿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却没法儿说。乔老先生还托人给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恳言之至，目的全在于打消对方的负疚之感。说世界有时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后无论在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邂逅了，之间仍能以师生关系相待。没收到回信。乔老先生每每谈起，喟然长叹。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鸿遥渺，竟勾引得他怀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来。他还千里迢迢地去寻找过一次，想亲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从此不惦记着了；如果混得不济呢，他想把人家带回来，继续收为弟子。心诚诚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归来之时却是哀怅怅伤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当地自杀了……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社会心理学家毕竟是社会心理学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么的也比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国人强不少。心理创伤一愈，一种“野心”油然萌发。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报复心理，乔老先生其实也是有的。不过报复的手段并不歹毒，报复的对象也不具体。他对女儿表示他想通了，其实是想通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并没怎么想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儿反而越狭小。他承认中国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很没出息，行为很野蛮，形象恶劣。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例外，不曾在知识方面侵犯过别国人的任何权益。倒是自己的论文论著，经常被国外发表转载出版，却从未收到过从国外寄来的美元英镑什么的。而堂堂一位美国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形象很恶劣的中国做出牺牲，他认为等于是应该落在骡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并且他觉得这一种牺牲起不了什么有益于中国的作用，不见得就能替中国的形象扳回一分。与其默默牺牲，倒不如一报还一报来得英雄。于是他动用存款，求助于形形色色的人，从美国寄来或买来大批书籍。不唯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他召集全体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开了一次会，陈述己见，说那些书全部翻译了，筹办久矣的《社会心理学刊》就有一笔钱创刊了。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也能各自暂缓拮据。他说他已经和许多出版社联系妥了。说他预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一些实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将在图书市场走俏，受到各层人士的青睐。至于那些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因为发行量将相当可观，出版社给的稿酬标准不菲。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无不大鼓其掌。都说导师的思想终于也算“开放”了。都说我们不干谁干？都说此时还不干更待何时？都说他们早已这么干了，只不过都怕导师不准许，都怕惹导师生气，瞒着他干而已。说现在是可以大显身手地干一把了，因为有导师亲自出马担任“公关”，当然的要和导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说这是导师和他们大家的“公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说都愿意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之精神，至于手中正翻译着的种种为稻粮谋的东西，保证一概的先都暂停。于是统一了目标，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于是皆大欢喜。于是第二天便都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项规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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