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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 我问：“怎么了？谁又伤害你们的花花？” 话刚说完，听到一声狗的惨叫。 我以为是那些民工们恶念复生，觉得他们太可恨了。“妈的！” 我冲到阳台上，一掌推开窗子——却不是民工们，而是另外一些大人，个个手中操着木棒、铁棍、铁锹。花花蹿到了自行车栅里，缩在几辆自行车后。 孩子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对那些器械在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大人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当初对民工们发起斗争的勇气。我想他们是都吓傻了。 “就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人！他骗了我们！他说他们是来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他们不是！他们是来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们的花花！……”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我喊：“混蛋！不许打那只小狗！……” 他们都仰起脸来。 为首一个说：“谁骂的？” 另一个指着我说：“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叫你小子骂！”——砖头击碎玻璃，飞入我家阳台。玻璃片儿落满阳台地上…… 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我一时呆住。儿子吓得不哭了，抱头逃进屋里。 一些人家推开的阳台窗子，纷纷关上了。 外面只有些个孩子们，些个吓傻了的孩子们，远远地站成一堆，瞪大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民工们从他们的小土屋里拥了出来。 “嗨！你们干吗？你们凭什么？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疯狗！……” 民工们似乎要两肋插刀了。 “凭什么？市内不许养狗！谁见了，都有权打死！” “那……那你们也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 “你们少他妈的管闲事！些个臭民工，一边稍息去！”“臭民工是你们爸！” “是我们儿子！” “操你们妈！” “这些小子找揍！” 双方都是年轻人，骂的结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见一方中一个握铁棍的，汹汹扑向自行车棚，朝缩在几辆车后的花花恶狠狠捅去……一声小狗的哀嚎，很长很长……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头看儿子，儿子在跺脚，在用头撞墙……我从墙上摘下了一柄铝合金的长剑。买了挂在那儿，我就没碰过它。它用来刺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全身血脉膨胀，我想奔出去杀死一个人。不仅为了花花，而且为了我家的阳台窗，为了无声地哭着跺着脚用头撞墙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我想在我和某一个人之间，今天必须死一个……我冲到外面时，一切都已结束——一辆小卡车刚开走。那个手握铁棍的人，仍站在车上用铁棍捣着，好像朝鲜族人用木杵捣黏米一样…… 我知道他们在捣的是什么……孩子们渐渐围向自行车棚，围向他们的花花的死处。那儿有一摊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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