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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中，听到了柯灵老师不幸逝世的消息。在4月初我进医院之前，曾打电话给他，国容师母说，他整天昏睡不可能接电话了。我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只是希望来得慢一些。这些天来，我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同志写的纪念文章，赞扬柯老一生的人品和文品。我1942年秋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认识了他，当时他正主编《万象》月刊，对我这个青年作者一样非常爱护和关怀，要我不要向日伪报刊投稿。只是可惜我后来没有做他期望的文学的事业，但我仍一直把他的人品和文品作为自己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我长期在国外工作，同他很少见面。80年代中，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常到北京开会，我也从国外回到了国内，见面机会多了。有时是他和国容同志看望与我同住一个大院的钱锺书和杨绛同志后到我家里便饭，有时是我到宾馆去探望他们。那时，他已进入晚年，白发苍苍，身体衰弱，耳朵已很背，而令我奇怪的是，他仍像壮年时一样，非常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和人世间的疾苦。当时我还在职，他每次见面时都说他在上海多半在家里写作，同外界接触很少，希望我讲讲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上的大事。他把助听器的扩音器放在我面前，听得很认真仔细。有一次，在午饭后还没有讲完，他还想听，我看他非常想睡午觉了，留他们在我家里小睡一会，他不愿麻烦我们，一定要回宾馆去。因此，我约定在下午4时后再到宾馆去给他继续讲完。 柯老这样关心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的呼声，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夫妇都已年迈体弱，国容同志更带着“文革”的伤痕行动很是不便，日常生活幸亏得到了几位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好心的帮助。他们住的是解放前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环境也很嘈杂。柯老在行动还方便的时候，常常不得不躲避到外面去写作。柯老对我说过，他像对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样，当心房子里的每个设备诸如抽水马桶、水龙头之类，一旦坏了实在不便，找人来修一请再请也不来。柯老常说，他家是全靠国容同志的坚强意志和周到考虑支撑起来的。读者们看到的柯老晚年思想深邃、文笔犀利的文章，都有着国容同志很大的功劳。同志们都知道，柯老一直宽厚待人、严于律己。就是在“四人帮”粉碎，柯老被平反以后，单位退还给他在“文革”中写的一大堆“检查”材料的同时，把造反派在各地调查他的材料也给了他。在这些熟人们写的材料中，很多是实事求是的，有些害怕挨斗，夸大或拔高了事实，也有少数为了想开脱自己，写了一些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但柯老从不计较这些，反而说在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情况下，你不说一点，行吗？而且有些也确实是我的缺点。柯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还不仅是文章，而且是为人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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