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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象是一块历史的活化石。不是吗？这一片民族文化的遗迹，超越了时间的风化，悄无声息地存留下来，就象一只昆虫凝缩在透明的松脂里，最后变成了一块琥珀。 这就是读韩少功的中篇给我的一种印象似的感觉。 不过作品的内在意蕴并不仅仅如此。当作家把这一切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更确乎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采掘和淘洗；前提是文化的觉醒与自觉，人的觉醒与自觉，由此袒露了民族文化深藏的矿层。这同样是一个文学的觉醒与自觉的时代，于此通过文学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在当代历史变革时期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认识。经过此前的几个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大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层面的反思，个体人生层面的反思，由此萌发出文化的主体性意识，而到整个文化的反思。我们的文学获得了真正充满恢宏开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眼界和胸襟。 最有意义的是作家创作主体心态的变化。在这种重组的心理结构中，那些属于创作主体中具有久远的民族烙印的思维定式和情感定式，如感伤心理、“大团圆”愿望、道德化的情感等等心态特征正趋变异。没有喟叹和悲悯，既非悼史怀古，亦不伤时怨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面对浩瀚无尽的历史文化，只有严峻深沉的思考和指向未来的选择。同样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特定阶段性的狭隘的伦理规范和审美观念在宏观的视野中自然也失去了它们衡常的稳态。 如果从表象上看，这篇小说似乎不加掩饰地描写了人性的丑恶和愚昧，但作品中描写的内容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予以表现出来，仅仅使用上述概念来进行解释就显得简单化了，更不用说只是给以道德化的判定和纯审美观照。比如愚昧、作为愚昧的对立面的文明虽有其程度之分，文明本身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在任何时代，它又表现为一种局限手限制。文明与愚昧，互相对立着，斗争着，但常常又交织在一起。再如丑，在同一种意义上，作品中的丙患不同于罗丹的《欧米哀尔》和委拉士凯兹的《寨巴斯提恩》。艺术家创作的老妓的造型和官廷侏儒的画像，目的是要揭示丑中隐含的美，剥露出丑陋的皮囊中属人的情感，让一颗真实的灵魂跳脱出来，从人生的象征角度表现出外在的生理畸形和内在心灵的对立。丙总的形象是另一种范围和层次的象征，一种文化的畸形产物，其中涵映的是愚昧与文明的对立。我们从丙患所由产生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历史，发掘民族文化的“根”，一种文化形态的胚胎和原型。不是单纯为着审美的静观，而是包涵着审美的层面，但又为了更加深沉更加宽广的文化思考。选择和进取；通过对“一种原始的、直接式样中的历史”（卢卡契）的再现，“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韩少功：《文化的“根”》）。因而这种眼界和胸襟实是得之于深沉而阔大的文化意识。 由这种眼界和胸襟所萌生的创作意向，给韩少功的作品带来一种深沉而旷远的境界。在这部中篇中，值得注意的是由动态和静态的交织所形成的内在结构。 鸡头寨确乎象一块活化石，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冻住了，似乎世世代代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情感，民风俚俗，包括极其低下的耕作方式，寨子之间无休无止的打冤家，鬼神崇拜，占卜仪式，禁忌法规，从远古到如今，好象从来如此，代代相传。就连人也是一样，那个一辈子只能发出两种声音（一是“爸爸”，二是“X妈妈”。两种音响符号表示一喜一怒两种最简单的生理性反应）的丙崽，不就老是长不大、自生至死都是一个“睚眦大的用也没有”的“奶崽”吗？——此为静态。 从长沙到湘西，从平原到深山，从现代文明的大城市到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寨子，留下了作家有意识考察楚文化源流的脚迹而沿着这条路似乎又无意识地探寻到了另一条文化失落的线索——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叉行行兮开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鸡头寨由于打冤家（以及其他无尽的天灾人祸的自然为害和自我找毁）直接引发的威胁整个寨子生存的危机，于是人们“赶着牛、带上犁耙、棉花、锅盆、木鼓，错错落落，筐筐篓篓”的“过山”了。唱着这支流传久远的满含民族痛苦的歌，这属于“凤的传人”的一支就这样从“东海”到“西山”，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向更深远的山林里去了”。这也是一个象征，表现了一种文化逐渐衰蔽、退化和销匿的行程——一条只遵循单向不可逆的“文化隔离”规律的行程——此为动态。这使人想起本世纪人类学考古中的那些惊奇的发现：隐匿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崇山峻岭、热带雨林和蛮荒海岛中的稀罕的部落，自然地理环境保护了它们，却又限制、封闭了它们，隔断了它们文化交流和进步的道路。 静态的文化原型和动态的历史演化的交汇，标示出文化反思的坐标点，这对着眼于现实和未来的选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韩少功的《爸爸爸》是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的。 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文化热”流，包括有两个文面的倾向。一个姑妄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派，主要致力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追思、考查。这中间包括汪曾祺、韩少功、郑万隆等作家。另一类姑妄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派，偏重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情感态度中去反映积淀在现实人生和个体心灵中的民族心理情感的底蕴。这方面的作家有陈建功、叶之蓁、张承志、阿城等。也有在创作中兼及两者而得之的作家，如贾平凹、郑义、李杭育、乌热尔图等。这样划分比较简单粗略，事实上，不少作家是常常致力于两个方面的思考，并力求在创作中获得综合的把握。 饶有意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普通社会学，可能是今天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这确实值得思考。 总的来说，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反思应视为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这种思考并不是社会生活前进的附属物，恰恰相反，它正是使历史向前迈进的前提。但我们的着眼点毕竟要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因此，以民族文化为基石，以新的大文化意识——即文化不仅是归属于意识形态的精神现象，而且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结构构成中，是人类社会各种领域的眼本质的特征——为指针，从更宏观更开放的角度，把当代人的情感心理当作一个整体（其中也包括以一定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为范围的区域），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进行把握，这可能是我们文学的重要的历史使命。 （原载《当代文坛》1985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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