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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开头往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接连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如果白慧第二次来看常鸣,常鸣的病好了,她取走了杜莹莹的衣服,也许下面的波澜不会产生。偏偏白慧再来时,常鸣的病情加重,感冒转成肺炎,她请医生来给常鸣打针,还必须天天来照顾这个无亲无故的青年。
  她一接触到这个青年的生活,才发现单身无靠的人的生活处处都有困难;这种人的生活得不到照顾,没有分工。生活机器上每一个部件照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没能力多照顾一下自己,很多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于是,凡白慧见到的都默默帮他做了;做得认真,细心,又诚心诚意。常鸣阻拦她。当他对付不了这个姑娘的执拗时,只能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任她去做。
  白慧感到了常鸣有种古怪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甚至怕对方因为受恩于己而来感恩报德;不愿做那种施恩求报的庸人。白慧呢?尽管深深感激常鸣的救命之恩,但一直没对常鸣提起过那天自己被救的事。这不单是为了迁就常鸣古怪的自尊心。她的嘴向来是挺硬的,即使由衷钦佩、强烈感激哪个人,嘴里也吐不出轻飘飘的漂亮话。
  在这一点,他们还挺相象呢!
  常鸣病了十多天。两人天天在一起,虽然不大说话,渐渐不陌生了。爱说话的人碰到不好说话的场合会感到尴尬;习惯于缄默的人则不然。无言中,一样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白慧从常鸣对待病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个坚强的人,极有克制力。虽然年轻(他说他二十二岁),却没有一般年轻人的浮嫩。他比较成熟,连模样也显得比年龄大几岁。这一切恐怕都是他长期孤儿生活中养成的。白慧很想知道他的孤儿生活是怎样的,常鸣一字没提到过。他只说自己是红旗拖拉机厂的技术工人,喜欢跳高、游泳、滑冰和看足球比赛,这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是故意告诉白慧的。白惹不好问旁的,她有什么权利打听别人的私事呢?她偶然间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提到自己从小也没有妈妈,但没讲过妈妈的事。妈妈的历史是神圣的,她从来不随随便便讲给别人听。不肯让人家误以为她拿父母的光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她总坐在椅子上,和他只隔着那张小圆桌。
  常鸣在同病魔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使劲皱着眉头,紧闭的眼皮微微抖颤。脸颊一阵烧得通红,一阵变得纸那样白,牙齿咯咯打战,但喉咙里没发出过一丝叫苦的声音。只有一天,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昏昏沉沉中忽然叫了一声“妈妈”,眼角里溢出一颗明亮的淡青色的泪珠,沉甸甸滚落到枕头上……这情景在白慧心中唤起了同情。白慧没有妈妈,在病痛中也希求过母性的温存和慈祥的爱抚。况且常鸣是个孤儿,还没有爸爸。
  她见他痛苦,自己也感到痛苦了。每天来到这儿之前,都盼望能够见到常鸣康复的面容。
  过了十多天,白慧盼到了。这天,常鸣击败了病魔,面颊上病态的红晕褪去了,眉头舒展开,好象风暴喧闹的湖面,终于在一个早晨恢复了风平浪静。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笑的涟漪,黑黑的眼睛闪出清明的柔辉,一眨一眨看着白慧。白慧忽觉得这双眼睛里仿佛含着一种东西,使她感到一阵慌乱,心儿象受惊的小鹿,腾腾地蹦跳起来。她不由自主躲开常鸣的月光。
  “我好了!”常鸣说。
  “呵,是吗?”白慧役抬起头说。
  常鸣没再出声。白慧大胆地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眼看着自己放在胸前的手,手指无意识地动着。他好象也没有勇气来瞧白慧了。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变得陌生了。有人说:熟悉中也会感到陌生,大概就是说这种时刻吧!
  白慧慌忙提起暖瓶,转身往外走。
  “我去打点热水。”
  “不,你不用去了。”常鸣说。
  “怎么?”她问。没回头,脸朝着门。
  “早晨张奶奶上来给我灌了一壶,还满的呢!”
  白慧这才感觉到手里提的是装满了水的暖瓶。刹那间好象有什么秘密叫对方发现了似的,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脸上热辣辣的,大概很红呢!
  她象一只舵杆出了毛病的小船,顷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乱了,驾驭不住自己,做事颠倒,连最平常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好奇地打量自己,镜子里那个人好象不是自己。然后她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两拳,悔恨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失常的举动。
  第二天,她来看常鸣,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神情、举止、做事、言谈都很镇静。她努力收拾起慌乱中所失落的。
  船尾上的舵杆修好了,小船平稳不摇,好象抛了锚。
  她见常鸣的目光不含那种意思了,神态很自如,自己就故意做得更自如一些,说话也随便一些,无意间招致一场冲突,这原是想不到的。
  常鸣下床了,还很虚弱,走了几步摇摇晃晃,和他结实的身形很不调和,只得坐在椅子上。白慧替他收拾床头,发现有几本旧书。她拿起一本翻了翻,皮儿残破,纸又黄。她扔在桌上,随口说: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烧了?!”
  这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译本。常鸣看了她一眼:
  “乌七八糟?你看过?”
  “我不看,这是资产阶级的!”白慧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见解。
  “如果列宁也看过呢?”
  “他看?”白慧怔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种按照自己的想象假设出来的理由,“那是为了批判!”
  “仅仅为了批判?谁说的?”
  “我这么想,肯定是为了批判:”
  “如果列宁挺喜欢这本书呢?”常鸣微笑着问。但辩论中的笑,容易被对方误解为一种讥消和挖苦。
  “我,我不知道。可能把它当做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吧
  ……”她迷惘了,停顿了片刻,跟着想急于摆脱这种迷惘似的,急躁地一摆手,“反正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应该看,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保留,因为……”她不得不又停顿下来。因为她一向认为不值得推敲,非常充分的道理,却没有充分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甚至没有更多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她有种自我的贫乏感。“反正不应该……”
  “不应该?谁规定的?”常鸣也认真起来。
  “革命!”她说出这个词儿,立刻感到自己理直气壮了。单凭这个词儿,谁也不能反对,拿它足可以压倒对方,她便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态反问常鸣:“不对吗?”
  “听起来很完美。”
  “什么意思?”
  “什么叫反革命教师?”常鸣紧锁眉头,说话的口气很本平静了!
  “利用讲台宣传封资修,宣传白专道路,毒害青年,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她叫着。细长的眼睛里有股激情,象翻涌的水浪在湖中冲荡。
  “也该消灭吗?”
  “该!”她不知不觉重复起郝建国的话,“革命就要大杀大砍,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就是要用红色恐怖埋葬敌人!”
  常鸣猛站起身,两条胳膊激动地抖着。那病愈之后略显消瘦的脸白得非常难看。他给白慧的印象是成熟而有涵养的,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冲着白慧喊道:
  “你这不叫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惊呆了。这句话竟和那个女教师说过的话完全一样。但现在用这句话指责她的,不是敌人,而是救了她生命的人,自己的人。
  旧伤口崩裂了。她痛苦地垂下了头……
  常鸣一声喊过,自己也呆住了。他好象站立不住那样:一只手撑在小圆桌的桌边上,另一只手捂住了脸。额前乌黑的头发直垂下来。这样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多时,才离开桌旁,慢慢走到屋角那边。
  “白慧!”这个声音好象在喉咙里打了两个转儿之后爬出来的,低沉极了。又停了片刻,似乎乎静了下来,才接着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你的话刺激了我……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但请你相信,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有革命激情、信念和勇气,可是你过于单纯。请原谅我的直率: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革命领袖不是教孩子做事的大人,而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斗争的导师。革命总不象消灭老鼠那样容易。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就会盲从那些口号而误人歧途……白慧,我不想教训你。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儿,他象吃米饭吃到砂子那样,活动着的嘴巴忽然停住了;随后又说:“我的话太多了。照目前某些人的判断,我这些话应当算反动言论呢!水平线给他们拔高了,原来水面上的东西倒成了水下边的了。正常的变成反常的了。噢,我的话实在多了……你总不会拿我也当做敌人吧!”
  白慧一直低着头,两条短辫的辫梢压在肩头。她的头发软,辫梢象穗子那样散开。她摆弄自己的衣角。
  后来她站起身,说声“再见!”就走了,始终没看常鸣一眼。昨天她也是这样走的,但情况和心情完全两样。
  昨天她象一只快活的小鸭,今天却象只受伤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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