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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 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 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 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愠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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