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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象一般游客那样，进了公园就放慢脚步，以欣赏的目光向四外的花间树隙和湖光灿烂处寻觅美色。我迈开大步，象有什么急事似地，直奔公园的右后角走去。我择了近道儿，翻过几道春草葱笼的土坡，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套深红色旧式的小房院。整个院落给一片缀满繁花的桃树枝横斜交盖，相当雅致。但院里院外却拥着不少人。我一看院门上的横匾写着“画家沈卓石遗作展览”几个字，我的心仿佛立即被一只手抓住并提了起来，脚下边的地面竟好象变成了摇动的船板，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地摇晃起来。我就这样急急地步履瞩目地走到院门口，购了一张门票，塞进工作人员的掌心，夹在一群盛装艳服的青年中间进了展览室。登时，盈满四壁的五光十色、绚丽缤纷的色彩，好似霞光灿烂的江天把我包围起来。我睁大眼，随之而来的是：大太阳下怒放的花丛，月下耀眼的大河，腾空的鸟群，喷云吐雾的飞湍大瀑，壁立千切的高山峻岭，一碧万顷的田原沃野，还有那大雪中入睡的山村，微雨中滴淌着水珠的柳条，在花心中爬来爬去的蜜蜂，冬林中呼喻交谈的寒雀，以及雾中的帆影，盘旋的鹰……这些画对于我，如同隔离许久的好友们，带着亲切、热烈和冲动的情感向我呼唤。我感动得浑身徽颤，但我文没有象一般观众那样在一幅幅画前性立与流学而是匆匆从人们中间穿过，目光在一幅幅画上扫过，仿佛我在寻找什么……突然，我全身禁不住一震，呆呆立在一幅画前。噢，它挂在这里了。我找的就是它！它是我此生此世也忘不掉的画呀！ 它用深灰色的素线铸成卷轴，静穆地垂挂着。然而在这三尺见方的画心上，却有一颗看得见的、燃烧着炽烈的爱和憎的灵魂；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梅树，立在狂风暴雪之中，一任冰粒雪雹的抽打，树根深深插入开裂的石缝里，铁铸一般、瘦硬的枝丫挺劲不弯，上边的枝梢飘逸而刚健，大有一种“扫空”的神态。树上虽仅疏花数朵，却朵朵开得饱满国实，无一残败，颜色鲜红欲滴，似乎闪着光亮……我好象又看见那一双对我张大的、发红的、灼灼闪光的眼睛。画面上端题着三个苍劲的大字--“斗寒图”。字迹间还包藏着当时落笔的激情，这股激情通过抖动的、气势尽足的线条重新打动我的心……我不觉热泪夺眶而出，港海不止。我忙掏出手绢抹眼睛，可四周还围着不少人呢！一个端着画夹临摹这幅画的孩子，不断朝我投来诧异而好奇的目光。同时也有旁人注意到我了。我为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而有些发窘。是呵，旁人哪里知道这幅画中的那些坎坷、曲折和辛酸苦辣。我多么想叫他们知道它的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品德…… 一 那是一年冬天．寒潮骤至。天阴却一直没有落雪。风一住，空气分外干冷。走在外边，脸颊冻得简直都要绷裂了。多年来很少这么冷过。 当时，我虽说是艺术学院版画系的教师，因患寇心病，久已卧病家中，不常到学校去。一天晚饭前，系里来位同事，带来一个叫人揪心的消息。他说今儿白天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国画系的老沈又被公开点名挨了批，批得还不轻。据说是上半年市里新盖好的友谊宾馆要布置大厅，把老沈等十来位画家请去作画，老沈画了几幅山水花鸟画，构图和手法比较新奇。前天市委的文教书记赵雄去审画，居然对老沈的几幅画勃然大怒，断言老沈的画里包藏着“反党”的毒箭。虽然，在今天的全院大会上并没讲到有任何根据。但会上的人却都感到祸事临到了老沈的头上。据说老沈当时就坐在会场后边。我这位同事围坐在前边，不知老沈听后有何反应。 这位同事小坐片刻，即离席而去。我送他出门走了几步。路上，他不住摇着脑袋说： “这老沈，何苦来呢？他明知赵雄要去审画，又明知赵雄不懂画，专门在画里找毛病，而且一直看他不顺眼，还弄什么新奇？好歹用些大红大绿涂得热热闹闹算了。何必讲究什么构图呀、手法呀、笔墨呀。现在还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保住平安就不易！何必自讨苦吃。老沈这人实在太固执！这几年数他苦头吃得大，就是不认头。真是……” 听了这话，我真替老沈担心，但没搭腔。这些年来，我早养成一种顺应生活逻辑而明哲保身的习惯，就是每逢遇到不同见解、甚至在自己十分反感之时，也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非特别知心决不肯多话。就这样，我默默送走同事，回转进屋，坐在桌前端起热饭，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了。 老沈和我，还有国画系另一名教师潘大年。是二十多年前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老同学。最初老沈与我同班学习西画，那时我们都是满腹壮志，未来好似一块巨大而光洁的画布，上面满是烟雾一般、五色缤纷、流动的图画。我们的性情又极投合，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老沈在校时思想比较激进，向来刚直敢言，由此而招致学校方面把他当做“赤色分子”加以注意。他学习十分刻苦。我记得他和我同班的两年中，他画的素描和速写塞满了他宿舍床铺下边的空间。他画得又好，人亦正派，同学们都对他怀着几分敬意。那时，人们的想法很有趣！他本来很想在油画上干出一番成就，可是在那外侮日亟的年代，人们甚至以买“国货”来表达爱国热忱之际，他竟放弃了钻研得已很有成绩的西画而中途易辙，改习中国的传统国画。好似画“国画”就是爱国！这样，他便与活大年同窗，又是邻座。他俩也结为好友。解放后，我们三人一齐扛着行李卷儿、画板、柳条箱子，来到这座学院任教。他俩在国画系，我在版画系教素描。老沈才力雄厚，笔头又勤奋，成就渐渐远超出我和潘大年之上，成了画坛上的头面人物。他在教学上也很有办法，成效为人所公认，桃李满园，不少门徒都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为此，他逐渐被提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我们三人各自还成了家，关系依然如故。 老沈这个人宛如一块坚石，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凿到与磨洗，非但没有圆转光滑，棱角反更突出。别看多年来他笔下变得老练成熟，待人处世仍象我们在学校时那样，保持着未曾步入社会之前的青年人的那种纯真；只是直率得有些过分，甚至还有点任性。倘若遇到龌龊、暧昧不明、不合理的事情，他嘴下向来不肯饶过。不分上级下级，连面子也不给。这也使得一些爱挑剔、不够光明磊落和好生是非的人怵他，躲着他，不敢惹他，而另一些软弱、嘴笨和常受欺侮的人则羡慕他，想学他却学不会。是呵，性格是不能模仿的。软弱的人模仿一条刚强的汉子，反而会把自己用迁就和忍让筑成的防身的堤坝拆掉，搞得一团糟。有人说他是“天生的一副傲骨”。他听到这句评语，便咧开那给烟熏得发黑的嘴唇笑了： “哪儿来的傲骨？不过是不想做纸糊的人。细竹条扎的骨架，一轧就碎，风一吹就弯腰。” 我呢？虽然在处世上比老沈沉着得多，很少与人磨擦，但在学术上却与老沈有些相似之处，即认真，不肯听任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好争论，借以辩护己见--当然，在后来的不准在艺术上存在个人见解的年代，我这些容易招惹麻烦的性格习惯改了不少。不过，在那时，我与老沈常因为艺术见解上的分歧（现在想起来，我基本上属于保卫正统艺术观念，他却一直主张革新），两人吵红过脸。虽然艺术上相矛盾、相对立的观点并非是非关系，但我俩都常常会误把自尊心当做一切，一吵便弄得不欢而散。加上我们又不在一个系里工作，我与他的关系渐渐不如他与潘大年更亲近一些。潘大年比较温和、拘谨，向来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人相争。不过，我同老沈这些大磨擦，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友情和艺术上的钦佩。好象几个小石子儿，怎么也填不满两人年深日久汇积成的深深的友情的湖泊。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三人一起受到冲击。一个时期内还关在同一间“牛棚”里。 做为那时狂热的学生们所攻击的目标，老沈比我和潘大年突出得多。他是系主任、名画家、本市文艺界的台柱子，被认做当然的“黑线人物”，自然也是首当其冲。家被抄了，住房被压缩了。我和潘大年是同他一起到这个学校来的，平日关系又好，便受到株连，一度被打成“小三家村”。每次开批判会，他头一名被押上台，随后便是我和潘大年。后来我们三人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学校复课时，潘大年由于罪过最轻--这当然也是沾了他自己平日谨小慎微的便宜，而最先被调回学校。过半年，老沈也被调回学校。象老沈这种人，好坏事都少不了他，无论把他揪出来打倒，还是给他落实政策，都是由于形势需要，也由于他是个主要人物，这样做了就成了当权者工作中的成绩。我则不然，我是学院里的二流教师，家庭历史又有些问题，便象被遗忘了似的在农场、在春夏秋冬的田野．上整整呆了三年，后经老沈等人向院领导再三请求，才把我调回来。上课不久，竟然闹起冠心病来，就在家中养病，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偶而到老沈家去坐坐。 老沈受过重创，并不见有很大变化。一心授课和治学。在当时，艺术问题很容易被扯到政治问题上去，搞艺术的人闭口不谈艺术已成了正常的事。唯有老沈不这样，好似他是刚从天际下凡的外星人，对艺术仍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钻研笔墨上的创新。每当他谈起艺术来，就要站起身边走边说，好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在谈着他的部队。他以前谈艺术时并不如此强烈地冲动，他的冲动中，仿佛有种故意与什么人、什么势力相抗争的情绪。这情绪过于明显地外露着，叫人担心。我曾郑重地告诫他，并用一种吓唬他的口气说；“你难道不懂一句不沾边的话也能被他们上纲，说打成你什么就打成你什么？！你苦头吃得还不够，难道中了魔？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倒了大霉，一个跟头栽得爬不起来才踏实了？你就不能不说话？不再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了？”忽然我停住口，因为我瞧见他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偏执的、不满的、挑战似的光芒，隐隐还有对我的一种牌照。他把手激动地打了一个制止我再说下去的手式。他说： “不能！” 我默然了，垂下头来。却没有怨他如此对待我，因为我了解他。艺术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中的位置，别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我懂得，原先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放弃了，或者说是收藏起来…… 在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他的处境并不稳，随时都会因波涛骤起而覆舟落水，由于他是名牌货，又总有一个把柄露在外边，很容易抓住，好象一块煮起来还会有味道的大骨头，成了一些人枪头上准星里瞄准的目标。我一直暗暗为他揪心，同时预感到祸事迟早要飞到他头上。就象在弹丸纷飞的天空中，一只不肯躲藏的照旧飞来飞去的鸟儿，早晚会被一弹击中而倒栽下来。但对于他，我毫无办法，似乎只有等待这场悲剧的来临。 现在，祸事果然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怎么样了呢？ 想到这儿，我饭也没吃，戴上一顶厚厚的棉帽子，去他家看他。 我推开门。只见老沈坐在一张破旧的、掉了漆皮儿的小圆桌前。手里捏着一个六边形的白瓷小酒盅闷闷独酌。他见我来了，没有起身，只略略拾一抬他胡茬浓密的稍尖的下巴，叫我坐在他对面。然后才起身，拿一双极普通的廉价的竹筷子和一个同样形状的小酒盅给我。他用筷子头点点桌上的酒肴，示意我喝酒吃菜。 桌上摆着几只碟子，每只碟子里都是不多一点小菜：炸花生米，香千条，一段咸糟鱼和拌白菜心。另有一只竹没儿，放儿张饼，盖着块发黄的笼展布。碟儿中间有十多只鲜红的大干辣椒。老沈是四Jll人，他教学时为了使学生们听懂自己的话，苦练过几年京调，家乡口音竟很淡薄了。 我也不客气，只管吃酒。以前我来串门，常常遇到他喝酒，每次都坐下来陪他喝两盅。今儿所不同的是，气氛格外沉闷。。老沈也不象往常那样，端着酒壶一个劲儿地劝喝，并放开公鹅一般的响亮的嗓门，高谈阔论起来。即使在这心头颇感重压的两年里也是一样。但今儿他坐在我对面却一句话也不说，低头不住地喝酒，也不夹菜，白口咬着一根干辣椒来下酒。这辣椒想必很辣，使我这江南人望而生畏。 他穿着一件对襟的黑绸面的中式小棉袄，紧紧包着瘦瘦的身子，怀里照旧是鼓囊的，那里边多年一直揣着一只墨绿色的胶皮热水袋。他有胃口病，怕风寒，还是长期的高血压患者，人就过早地显得苍老，头发白了不少，梳成老年式的背头，但头发硬，总有一些不服贴地翘起来，散开，并象野草那样横竖穿插着。他又象个贪玩的孩子那样不爱剪发，长长的鬓发快盖上耳朵了，发根压在领口上。他习惯于抬起左手（因为右手总拿着笔），挖开手指，往后理理乱发。可是头发亦如其人，颇不依顺，才弄平整，头一动就四面八方地支楞起来。 他额顶的头发脱落不少，这是他艰苦的脑力劳动的见证。前额因之宽展开来，似乎占了整张脸的一半，圆圆的、鼓鼓的、光滑的，象个地球仪，上边有几条青筋。很象地球仪上所标示的山脊和河流。每逢他冲动的时候--无论兴奋还是恼怒，这些青筋就鼓胀起来。当下又都鼓鼓地凸起了。眉头紧锁不展。 我俩象在小酒店偶然同桌的陌客，都在喝自己的闷酒。 他身后的小铁炉子上放一壶水。水早开了，哗哗地响，热气顶着壶盖儿，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从垂挂着一块旧蓝布棉帘的里屋传来轻微而均匀的鼾声。那是沈大嫂在里屋睡觉。沈大嫂体质不好，他俩结婚十六、七年，没有孩子。只要他在外边遇到不痛快的事，家里就显得分外寂寞。 他从原先的两间大房子被压缩到这儿来。虽说里外两间，按面积只有一间大小，里边只能放一张双人床铺。接待来客、吃饭等等活动都在外屋。这外屋又是老沈的书房和画室。四壁上，用按钉、大头钉和铁钉钉满他的画稿和草图。有的几张重叠地钉在一起。靠墙还扯了两条线绳，把无处悬挂的画用竹夹子象晾衣服那样夹在绳上。屋角摆了一张画案，案上一半被成堆的书籍画册所占据，另一半铺着作画用的毛毡。前端堆着砚台、水盂、颜料缸和印床之类，杂乱不堪。墙上挂着两个筷子篓，一个放筷子，另一个却插满长短粗细的画笔。还有个绳钩。晚上他把屋子中间的灯拉过去，勾在绳钩上使之垂在画案上头。就这样，他便把不肯用于睡眠的时间耗尽在苹盏灯下。－－一 我不断地膘着他额上凸起的青筋，几次想开口说话，又怕惊扰他。他却冷不丁儿说一句：“你还是不肯尝尝这干辣椒吗？它辣不死你，你怕它作啥？”说罢，他抬起黑黑的大眼睛直瞅着我，浓浓而整齐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眉毛，象是他良己画上去的。看他这神气，听他这口气，显然他把心里憋不住的东西带了出来。 我想了想，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探问似地对他说： “你们四川人吃辣的确有些能耐。不过太辣了，你是否受得住？” 老沈听出我话中的含意，立刻现出不满的神色。不过这一次他没和我争辩，而是端起一满盅酒，一口喝下半盅，低头略打一下沉，猛地一仰脖子，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随后在碟里寻了一只手指般粗的大红辣椒，放到嘴里嚼着，并朝我笑了笑。这笑声，有一种挑战、任性和倔犟的意味，和因为酒的刺激而放纵不羁的劲头儿。这时，他站起身，走到墙角的画案前，在毡子上铺开一张雪白的画纸，磨好墨，又从墙上的筷子篓里取出一支长锋、尖头磨秃的狼毫画笔。始终一声没出。我却知道，他要作画了。便替他把悬垂在头顶上的灯拉过去，用绳钩勾牢。 老沈手握笔管，对平展展的白纸凝视片刻。忽然，他的双眉就象受惊的燕子的一双翅膀抖动一下，仿佛胸中有股激情奔涌上来。跟着，这激情跑到他的笔管上，这笔管就在他手中狂乱地抖颤，随即他的臂肘一抬，那饱蘸浓墨汁的画笔如同鹞鹰击兔一般倏然落到纸上。笔管闪电似地挥动，笔锋在纸面上来回翻转、戳擦，宛如狂风吹舞的柳条拂扫水面。在洁白的纸面上出现一条变幻着的捉摸不定的墨色的形体--但这只是须臾间的感觉。随后，一株苍拙劲拔的老梅树跃然而生。这时他的笔头落入盛满清水的水盆里一晃，笔上的墨在水中象乌云一样化开，混成灰色。那笔又在粉罐里猛点两下，重新落回到纸上。冲动而颤抖不止的笔头横额竖抹，一边豪放而不经意地把水点、墨点、粉点弄得淋漓满纸。于是，狂风暴雪，立时成形。他好象把外边逼人的严寒，用手中的笔卷来，抛洒在画面上。那些梅树的枝条愈发显得雄健、刚劲和峭拔不屈了。。他的肘腕肩臂、乃至全身都在用力，左手撑着桌边，仿佛不这样，身子就要扑在画上。由于振动之故，两组头发滑落到额前，他也不去管，任它们在光滑的鼓脑门上象穗于一般摆动。静静的屋中，只响着他带着脱力的笔锋在纸上的磨擦声，还有笔管磕碰水盆和色碟的叮当声。我斜瞅他一眼，只见他的嘴角用力向下一撇一撇，不知是浑身用力之故，是嘴里没有嚼尽的干辣椒所致，还是一种苦涩心情的流露。此时，他额上的青筋全都鼓凸出来，暗暗发红，是激动的热血在那里奔流…… 这时屋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我一看，原来一个是潘大年。另一个是老沈的女学生--当下也是他的同事，名叫范玻。我朝他俩点点头，并使个眼色示意不要打扰老沈。他俩点头表示明白，而悄悄摘去围巾、帽子和口罩，立在老沈身后看他作画。看样子，老沈知道他们来了，但他此刻正沉浸在一种忘我的冲动中，并没分神和他俩打招呼。范换和潘大年站在老沈身后时，脸上带着因为出了事而异常沉重的神色，但目光一落到画面上，表情立刻发生变化--他们给画上传达出来的、苦涩又刚强的心声打动和感染了。范被那双秀美的眼睛顿时包满亮晶晶的感动的热泪。潘大年摇着他胖胖的脸，神情感慨万端，止不住从胸膛发出一声声微弱而低沉的叹息。 老沈落好墨，换一支洁净的大羊毫笔，从洋红碗儿里蘸了浓浓的颜色，在梅树枝头点上几朵花儿，补上蕊。花丰蕊饱，艳丽如洗，光颜夺目。于是一株傲霜斗雪、不畏强暴的梅树便十分神气地跳了出来。它毫无淡雅幽婚之态，而全然是一派处在逆境中豪杰志士的风姿。然后他又拿起那支狼毫画笔，用枯笔蘸墨在画幅上端写了“斗寒图”’三个醒目的大字。字迹端庄沉着，刚毅跌宕，颇含金石气息，好象是熔了铁水铸上去似的，控也挖不掉，并与画风十分相合。 他署了下款，又把画面略扫几眼，稍微补缀，便“嘈”地掷笔在案头。扭头看看范模和潘大年，最后把B光停在我的脸上，咧开发黑的嘴唇笑了。他皓自的牙齿上沾着许多嚼碎的鲜红的辣椒末。神气自豪和昂然，目光闪闪跳动，还带着一些没有挥洒尽的激情。他很是得意，因为他用这幅画无声地回答了刚才我那句含蓄的问话，也回答了我们的关切。 我受了强烈的感染。范破和活大年也挺激动。我画了多年的画，从来没被一幅画这样感动过。当然它打动我的一半理由在于画外。潘大年冲动地说： “老沈，你这幅画扫除了我们心里的担忧。看了它，什么话也不用再说了。人就该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老沈听了，顿时感动得眼圈都发红了。他咬着下唇，似乎在克制自己要奔涌出来的一种情感。潘大年对他说：“我有个要求2”潘大年的表情郑重又诚恳。 “什么？” “把你这幅画送给我吧！这幅画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不。它就是你！画得实在太好了，简直难以描述。杨无咎、王显、金冬心虽好，但决无此豪气。不，不！这又决不只是有一股豪气，它……”潘大年说不下去了。看来他心中的话要比它表达出来的多得多。 又是友情，又是知音，此时此刻对于画家来说，没有比这些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安慰和满足了。他抬起左手往后理了理头发，精神显得分外里锻，同我刚才进屋来时的神情两样。“好！”他不加思索便答应了。立即回身在画面盖好印章，把画卷成卷儿交给了潘大年。我记得，在活大年高高兴兴接过画时，我心里曾产生过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可是没等我去想，外边就有人敲门，范模去打开门。只见六七个男女青年站在门口。原来都是老沈的学生。大概他们得知老沈挨批的事，象我们一样放心不下，都来看望他。这情景我见了，心里很受感动。 老沈自然更是感动极了。他伸直胳膊，向怀里招摆着手--每逢学生走进他家或办公室时，他都是这么亲热地打招呼。学生们走了进来，他忙着给学生们张罗座位，斟热水，兴奋得很。学生们对他这种神情先是惊异，随即都相互宽心地笑了。他们深知这位教师外露、刚韧和乐观的性格。虽然他猝然横遭挫折，但学生们所希望自己的教师应变的态度正是这样的。 人多了，小屋子顿时显得拥挤。我不想占着座位，遂向老沈告辞j范玻也要与我一同走。但这时却不见潘大年了。我们走出门，才发现潘大年躲在门外。口罩围脖包裹得严严实实。快把脸遮住了。大概他觉得老沈出了事，他来看望，此事若被学生们传扬出去，于他不大好吧！ 老沈把我们送到院门外，范疾忽然疑虑重重地说： “沈老师，您参加市美展那幅画是不是先撤回来？” “为什么？” “赵雄肯定要去市美展审画。我看他已经盯上您了。别叫他再来找您的麻烦。”． “不！”老沈坚决地说：“我那幅画找不出什么毛病。甭理他！” 潘大年也在一旁说： “我看也是撤回来好，有人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别再多事了！” 老沈听了却笑起来： “那倒叫他挑挑看。世界上这种稀奇的事不多见，我很想由此长长见识！” 显然，老沈并非不知此中的利害，看他的神气，他分明抱着一种倔缓和抵触的情绪。这情绪于他是不利的，有害的。一个手里只有一支画笔的画家与一个掌心握着无限权力的大人物作对，会有什么结果？我真不明白，老沈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竟如此愚顽。我刚要上前劝诫他，他却已经对我们摆了摆手，转身走进院子里去。 我和潘大年、范换三人同行一段路，所谈内容主要是怎样规劝老沈撤回他参加市美展的作品。在我们三人该分手各自回家的当口，我觉得心里还有件什么悬而未决、隐隐不安的事似的，跟着我明白为了什么。便对潘大年说： “大年，老沈这幅画你可得收好了。别给人乱看！” 潘大年听了，摇了摇他胖胖而扁平的脸，含着笑反问我： “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吗？” 听他这话，我便放心回家去，脚步比来时略觉轻快些。 二 十天后，我收到系里送来一份市美展预展的请柬，就是当天的。来人告诉我，市委文教书记赵雄可能今日要去审画。我接过请柬随即就去参观。”说实话，我对那时候开办的美术展览并无多大兴趣，此去完全为了那儿有老沈的画--前两天我听范模说，她去劝说老沈撤回展品，但老沈说什么也不前依从--我担心再惹出麻烦来。谁都知道，赵雄这个原先的商业局长，这两年青云直上，颇为走红。对艺术本来一窍不通，却来主管文艺，人又专横得很，文艺界对他反感极大，私下传说不少有关他那种驴唇不对马嘴的令人捧腹的笑话。这些笑话在今天看来，不需加工就够得上一段绝妙的相声。据说他刚刚负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头一次去审查画展（可能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观画展）就发表这样一个感想：“我真不明白，这些画到底有什么用？”他对艺术的理解仅仅如此。但可悲的是，他却来裁决艺术作品的命运了。而在当时，作品的命运又与画家的命运有着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生死相依的关系。因此他审画，有如审判画和画家。如果说他有什么特殊本领的话，那就是他能从一张普普通通的画里发现比杀人放火更严重、更可怕的罪行。许多人为了他，连画展都不敢参加，怕招灾惹祸。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老沈既然刚刚被他点名不久，难兔不再遭到什么意外。 我一走进展览厅，就见迎面走来一个身材苗条、脸儿秀美的姑娘，肩上披着一条淡棕色三角形蓬松的拉毛围巾，和她红润的脸色相谐调。她就是范玻。我上前两步和她握握手，问： “老沈来了吗？” “还没有，跟着就来。” “这儿有你的画吗？” “有一张。”他谦逊又腼腆地低下眼皮。长而整齐的睫毛盖住明亮的眼波。“在那边，请您去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我们走到画前。这是幅工笔画，题名《田边》。立意和构思都很巧妙。画面是田边开满野花的草坡，坡上放着一组静物：一个盛满饮水的大陶罐子，几只洁净的搪瓷水缸，两件外衣和三五条毛巾，外衣的衣兜口露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的边边和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旁边还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想必是去田里干活的人放在这里的。见物思人，令观赏者发出许多联想。这位年轻女作者对生活中新事物的敏感与捕捉能力，使我非常钦佩。画上一丛丛清丽的小花，都是叫不出名目的野花，一看就知道这决非从画谱上搬来的，而是写生所得。因此使画面充溢着浓郁而新鲜的生活气息。我出自内心地赞扬她几句。她却不认为这些成绩都是自己的。她告诉我：“为了这张画，沈老师特意和我多次去郊区写生。他不准我抄画谱、翻画报，他说创作就是要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出发。而只有去画活的东西才会产生出真切的感受。没有感受的画是无法打动人的。生活是一本永远翻不完的大画谱，只有傻瓜才抛开这本大画谱而总去翻前人那几本现成的、薄薄的、失去生气的小画谱呢！您瞧，他说得多有意思……”她说着，弯着眼睛笑了，笑里含着对她的老师深深的敬服。 我知道，她这些话正是老沈的一贯主张。老沈在干校劳动时，白天干活在田边地头发现了什么奇丽的野花，下晌收工吃过饭，他就跑去写生。常常从金色的夕照里直画到晦冥的暮色把画板覆盖住，看不清了才回来。他对那些不知名的美丽的花草兴趣颇浓，常采口些样品向老农请教。为此慧来别人指责他“不一心一意改造自己，满脑袋闲情逸致”。他却不象那种懦弱的人，时时被闲话柬住手脚。他把那些含着恶意的飞短流长当作耳旁风。每次假期回家，都要钻到图书馆里一呆半天，翻阅《植物名实考》、＜＜本草纲目》和《秘传花镜》等书，去查对、印证和核实来自于乡间的那些知识……现在看来，他这种严谨的治学作凤和忠于生活的艺术态度，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人的身上了。 他们师生关系也叫人羡慕。老沈从干校回来后，不再做系主任--那时已无“系主任”之称。他做副组长。院革委根据上级意图安排一名留校生担任组长，这学生就是范被。当时这种非常时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不相信老沈，而让范玻对老沈起一种削弱、约束和监督的作用。政治变动在人事上的反应就是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启用新人，尤其是无牵无挂而容易控制起来的青年人则是被启用的对象。这样新老两代之间的斗争便在所难免。因此旁人猜测，老貌和范模将是一对矛盾，少不了明争暗斗的事。可是据我所知，他俩的关系却处理得很好。范模是个行为端正的青年，决非那种对名誉和地位怀有强烈的欲望而把别人的肩头当做阶梯往上爬的人。也没有在那时的一些青年人身上常见的骄狂和实用主义。她对老沈敬重佩服，又勤恳好学。难得的是，这对师生处世为人的态度太相象了，因此反倒成了知己。老沈对她毫不保留，尽其所知地教给她。并以一种老练的艺术教师的慧眼，看出范换气质文静，笔端清秀，与老沈自己豪放浑厚、挥洒自如的气质并无相近之处。但老沈不象某些画师为了壮大自己的风格流派，扩大影响，而不顾学生本身的素质和特点，强使学生摹仿自己。不，老沈不这样做，他认为一名艺术教师的天职，是要使学生各自形成其本人的风貌。这是衡量一名艺术教师是否名符其实、是否有本领的最根本又最苛刻的准绳。其中也包含着一种道德。他帮助范被发挥自身特点，追求工整清丽的画风，这样范模的成绩就突飞猛进，并已在画坛上初露头角，而被公认为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画家。我也很喜欢范被。做教师的都有这种心情：一看到谦虚、克勤又有才气的青年，比什么都高兴。无怪旁人当着老沈的面一提起范鼓，他就咧开发黑的嘴唇，笑得那么随心。就象你对一位古物收藏家提起他珍藏的某一件宝物似的。 “这是播老师的新作。”范玻指着旁边一幅画对我说。 这是幅山水画。可是乍一看，竟象布店的柜橱里挂着的一块大花被面。大红大绿，几乎看不见一点墨色。整幅画都是用不谐调的对比生硬的原色堆积成的。有的地方堆得很厚，仿佛长癣的脸，一碰就要剥落下一片来。既无意境，亦无内容，构图平庸无奇，线条纤弱柔媚。我真想不到潘大年怎么会画出这样粗俗和糟糕的画来。他师法石涛、浙江，用笔向来曲折多趣，水墨的运用也有不浅的造诣呵！ “他怎么画成这副样子？！”我不禁失声说。 “他原先画了一幅《向阳门第》，挺好的，墨气很足，也挺有意境。后来老沈出了事，他怕惹是非，又赶着画了这一幅，把原先那幅换了下来。” 我对这种做法产生一种反感，没等发议论，心里的一件事忽地冒出来，我问道： “老沈那幅画挂在哪儿了？” “在那边，我陪您去看。”她随着我边走边小声对我说：“我前天晚上去他家还劝他把画撤下来，他不肯。我也不明白了，他到底为了什么？他又不是非得在展览会争着展出一幅作品的人，难道他要和赵雄抗一抗吗？” “我也不明白。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自找麻烦！” “您听说了吗？赵雄今天来审画。我看凶多吉少。赵雄准得从中找出点岔儿……不过，咱们是没办法了。画已经挂在这儿了。”范疾说着，我们已经绕过一道展壁。她手指着前面说：“您看，就是这幅。画得可真好呀！” 我抬眼一看，范技那个“真好呀”的赞美声便在我心中响起，成了我心中的声音。老沈这幅画使我感到眼前突然展开一片气势豪迈、涤荡人心的天地--右边是金黄色、辽阔天涯的瀚海，莽莽苍苍，渺无人迹；左边却是碧绿如洗、坦荡可爱的田原。在这景色迎异的两个世界中间，隔着一条黑压压的、密密实实的、宽宽的林带。近处高耸挺拔，远处伸延无尽。我感到有股热风从沙漠卷起细细的沙砾，如同一股迷茫而发红的烟雾，向左边的绿色的世界弥漫过来，却给这长城一般的林带拦住了。在它巨大的屏障似的荫护下，吹拂到田野上的风变得清爽而透明，不再是有害的了。绝妙的是：画面上连个人影］［也不见，却充分显示了劳动者无穷的创造力，于是我心里不觉对那些改天换地、创造这样人间奇迹的英雄们产生一种崇高的敬意。和这种心情混在一起的，还有对画家的钦佩，即他的表现力。才能、魄力，和他对生活、对劳动、对人民炽烈的爱与激情……这幅画同任何一幅真正的杰作一样，它打动人、令人吃惊和肃然起敬，并使人象傻子一样立在它面前，而心却与画家的心一起狂跳。 这时我才发现，我周围聚着许多人，都不出声地眼望着画面站着。我心里变得高兴和轻松得多了--这幅画，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除非是疯子，从画面上幻觉出三个炸弹，才会大叫大骂这幅画不好。 忽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把我从这幅画的痴迷中惊醒。只见展览大厅的两扇亮闪闪的玻璃门被工作人员拉向两旁，从门外拥进一群人来。原先聚在门内的人急速地向两旁闪开，好象有一辆鸣着笛儿的警车间来了。还有人小声叫着： “躲开，躲开！” 荒坡在身旁低声对我说： “赵雄他来了！” 我知道，大家对于用漫画手法去描述生活的丑角是反感的。因为这种过于直截了当地表露叙述者对所描述的人物的爱憎，必然有损于人物的真实性和深度。因此我要声明，这里我是尽力避免采用丑化、夸张和调弄笑料等等漫画手法的。我只是如实地叙述我那天的见闻和感受。如果有什么漫画色彩，那完全是当时生活所出现过的反常而又确凿的事实。谁要是经历过那个时期，谁就会为这件事的可能存在作证。在文化空白的时期，在人妖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生活里，比这更荒唐、更可笑的事难道不是俯拾皆是吗？生活是这样的，当它产生许许多多难以解释的荒唐的喜剧的同时，必定会有惨痛的悲剧层出迭现。如同一张难堪的自我解嘲的苦笑的脸，总是挂着泪珠儿的…… 我已经看见他了。从门口走进来，一个又胖又大、绊红滚壮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皮领子的黑呢长大衣，戴着讲究的水獭皮帽，绿围巾在领口处十分惹眼，皮鞋头发着亮光，但我相信，无论谁见了他，都会产生厌恶之感。这些新衣贵物非但没有掩饰住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俗气，却与他浑身的俗气混在一起，变得浓厚、强烈和不伦不类。但他脸上的表情得意又自信，并有种因保养得法所致的健康而发亮的色泽闪耀出来。还有种因志得意满和仕途亨通而兴冲冲的劲头。据说他四十七八岁，脸上却不见一条皱折，好象一个崭新而提亮的瓷罐。他被一群人簇拥在中间，快活地左顾右盼，打招呼，并接受对他种种尊称、问候和恭迎的笑脸。 一个工作人员捧来一册锦锻面的册页，又递给他一支蘸好墨、并理好笔锋的毛笔，请他留名，他象画符那样抹了几下，把册页和笔交还给工作人员，随后扬起一只挺大的手，高声说：“我--”他声音很响亮，“是向同志们学习来的！” 话音刚落，他身旁就有个矮小精瘦、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操着一种带些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喊道： “赵书记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参观画展、做指示，我们热烈欢迎！” 远远近近立即响起一片掌声。有人居然还掬出一副受感动的笑颜，还有人上去伸出一只手，象要沾取什么荣誉似地和赵雄握手。这时，我院的杨主任、马副主任以及市文教组和文化局几个领导和主管美术的干部，陪着赵雄开始参观，并一边向他介绍每幅画的创作情况及作者。赵雄倒背着手，边走边看，边信口发议论。那个跟来的矮瘦的男人手里拿个小本子，作记录。他好似唯恐失漏掉什么似的，一只黑色的钢笔杆在他手中飞快地抖动着。 “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显得劲头不足，胳膊太细了！不象工人阶级的胳膊。脸盘也应再大些，不要总是小鼻子小眼的，要有时代的气势。脸上的颜色还得重，不要怕红：我听有人说‘现在画上的人脸都象关公’。这话对不对？”赵雄说着一妞头，正好面对我院的杨主任。好象这句话是问杨主任的。杨主任笑了笑，未置可否。因为他深知这位文教书记刚愎自用，信口乱说，说变就变。你想随声附和他都很难。这时，赵雄果然板起面孔说；“这句话很反动！红彤彤的时代、红彤彤的人嘛！象关公？这是对革命文艺恶毒的诬蔑！喂，你们回去查查这句话是谁说的。” 他身边几位美术界的领导和干部们只好点头答应，气氛变得紧张了。有些人开始悄悄躲开他。我和范被一直站在这边没动，但他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一来他的嗓门大，二来旁人全都鸦雀无声。至于这些画，更是无声之物，依次排列垂挂着，好象在等待他的审判和裁处、决定自身的命运与安危祸福似的。 这一群人在大厅里转了半圈，就来到范玻的作品跟前，说得严重些，一个可能会决定范模前途的时机到了。我担心地看了范政一眼，她那秀美的脸相当沉静，只有长睫毛一下下闪动着，目光却极平淡，不带任何神情，好象对着一片乏味的景物发怔。我听见杨主任在对赵雄做介绍： “这是我院的年轻教师画的。她注意深入生活，近来进步很大。对这幅画一般反映还不错。” 很明显，杨主任的话是在保护范政。 赵雄点点头--我心想，谢天谢地，他终于没有摇头。只听他说： “好！我们要放手让青年小将们干。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老的不行了。这并不奇怪，新陈代谢嘛！十七年黑线专政时，把一些老画家吹得神乎其神。现在一看，都不怎么样，赚人！什么‘笔精墨……墨妙’呀，‘构图新……’，‘新’什么来着？噢，‘新奇’呀，还有什么……胡说八道，纯粹是瞎捧。我怎么就看不出来？！我们不要迷信他们，更不准他们再压青年人！这些人在前头挡道，青年人怎么能露头角？” 说着，好象他对范政的画没怎么细瞧，目光就落到下一幅画上。这幅画正是潘大年那幅糟糕透顶的作品。 “好！”赵雄突然大叫一声，吓了大家一跳。这叫声很象过去在街头看练把式的那种喝采声。接着这位文教书记喜笑颜开，连连说，“很漂亮！漂亮！美化艺术嘛！（这并非我用词不当，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锦绣河山嘛！很好，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杨主任说：“潘大年。也是我院国画系教师。他在这儿哪！”说着，他回头招呼潘大年。 我这才发现，播大年挤在赵雄身后的人群里。他听到招呼，赶忙挤上去。站在赵雄身旁，恭敬地和赵雄握手，脸上带着笑说：“我是潘大年，请赵书记批评指正：”他显得很紧张，笑得也勉强。 “你画得很好。和我看过的国画都不一样，有时代特色。国画是封建主义产物，这个领域很顽固，斗争也很复杂，必须要爆发革命。但我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决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几天，我在审查宾馆那些画时的讲话，你听到传达了吧！那里有一幅画，是你们学院沈卓石画的。画的是漓江，都是大黑山。我说不好，居然有人替他辩护，说是什么，是什么……对，是画‘逆光’。为什么画‘逆光’？背向太阳吗？什么意思？再说，谁都知道漓江是青山绿水，为什么画得黑黑的？替他辩护的人说这是‘创新’。这纯粹是以改革封建主义的国画为名，而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必须提高警惕！还有人说国画就是‘以墨为主’？谁定下来的？这是封建阶级定下的条条框框，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破！我看对国画的革命就是要从限制用墨上开始。我听说，你们学院传达我在宾馆审画的讲话记录时，有人表现得很强硬，不服气。我这个人是讲民主的。说错了，大家批判。请大家说，周围的东西有几样是黑的？花有黑的吗？叶子有黑的吗？山有黑的吗？水有黑的吗？为什么偏偏要画成黑的？我看是有人心黑！潘大年，你这幅画可以做为样板，经验要推广。国画从这里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潘大年站在那里，两只手不知该放在哪里才好。一种发窘的受宠若惊的笑把五官扯得七扭八歪。想表示一下什么，却吭吮卿卿说不出来。简直是难受极了。赵雄忽问杨主任： “这里有沈卓石的画吗？” “有。在那儿！” 这一群人象一架大型联合收割机，笨拙地转了半个圈子，来到沈卓石的作品面前。我和范被站在一旁，都暗暗为老沈捏一把汗。然而我又不认为老沈会遭到更大的指责与灾难，因为他这幅画是无可挑剔的，除非这位赵书记有超人的本领。 赵雄交盘手臂，左手托着右胳膊的肘部，右手下意识地担弄着自己光滑、多肉的下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目光变得冷酷、挑剔、不祥，在画上扫来扫去。好似探照灯光在夜空中搜索敌机。看了半天之后说：？这画的是昨？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明白！”他的口气相当厉害，带着明显的否定。 我在一旁想，你哪里是看不明白，明明是挑不出毛病来！ 杨主任上前方要解释画面的内容，只见赵雄露出一丝冷笑，转过头问： “沈卓石来了吗？” 那个随来的矮瘦、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叫起来： “沈卓石呢？来没来？来没来？” 这就预兆不祥了。 杨主任忙向周围的人询问。这当儿，不知谁说了声“来了”，人们发现了老沈。原来他早来了。孤零零站在大厅另一端。瘦瘦的身子穿一件旧得发白的蓝棉大衣，仍显得挺单薄，一顶深褐色的罗宋帽扣在后脑勺儿上，鼓鼓的前额从帽檐下凸出来。脖子上围一条黑色的长长的大围巾，一头垂在胸前，另一头搭到背后--还是四十年代我们在艺专上学时的老样于 众人的目光都对着他。这片目光里包含着为他的担忧。赵雄的目光却象一对利箭直直地逼向老沈。老沈呢？毫不惊慌，镇静地站了片刻，才一步步走来。直走到距离赵雄六、七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我真怕他出言顶撞赵雄。 “这是你画的？”赵雄问。 “是的。”老沈点点头，回答道。 “你认为你这幅画怎么样？” “作品好坏，由观众鉴别，哪能自做定论？”老沈的答话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反驳。使周围的人--包括我--都为他的大胆而震惊。 “好，好。”赵雄被激怒了，他咬了咬嘴唇说：“我也是观众，给你提提意见行吗？”这是一个凶狠的暗示。 “当然欢迎。”老沈说，神态自若而安然。 赵雄回手一指老沈的画，大声说； “你这幅画有严重问题！” 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同时见身旁的范政浑身震颤一下，好象被一箭射中当胸似的。 “问题？”老沈也略略吃惊，“问题在哪儿？” 一痕冷笑出现在赵雄多肉的左脸颊上，眼里闪着得意的光芒： “我问你，当前世界革命形势总的特点是什么？” “问我这个做什么？”老沈反问他。疑虑地蹩起浓眉，隐隐有种不安。 “噢，你装糊涂！好，我再问你，你说，当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自然是‘东风压倒西风’。” 老沈回答得十分果断，但紧皱的眉峰依然没有松解开。范摸清秀的脸蛋上也罩上一层迷惑的烟云。谁也不明白，赵雄指的是：什么？可赵雄说出来了： “你的画上为什么刮西风？” “‘刮西风’？哪来的‘西风’？”老沈脸上的问号登时变成惊叹号。他受到意外的一击，沉不住气了。急得声调也变高了。 “怎么？你害怕了？你以为你的用意，我看不出来吗？你还想抵赖？！我问你，你画上的树给风刮得往哪边歪？往左！是不是？‘左西右东’，这不是刮西风吗？问题就在这儿！” 我从来没见过，对一幅画可以如此可怕地加以评论，这样荒谬绝伦--但那个时代，这样对待艺术和艺术家却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在光天化日和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这样干的。文明世界一下子变得比中世纪还要野蛮十倍。文明、良知、理智，都变得没用、无效和可怜巴巴，快要治灭殆尽了呀！艺术，艺术，还要你做什么呢？！我身旁的范玻脸儿涨得通红，仿佛她心里有股火气往上窜，那长长的睫毛止不住地一跳一跳。她肩膀一动，要上前为老沈争辩。我一手绕在她身后，抓住她的后襟，把她拉住。附在她耳朵上低声说： “别去送死！” 现在我想起当时这句话，觉得好笑。难道议论一幅画还会与生死有关？当时却是这样--眼看着，冤屈、打击、侮辱和将要发生的更加残忍无情的迫害，象一阵擂木滚石，已向老沈袭来。老沈先是惊呆，跟着便已怒气沸沸。以我所了解的他的性格，他决受不了这蛮横无理、荒唐透顶的诬陷。他的嘴角下意识地向一边扯动着，鼓起的脑门微微发红。我知道，他要据理力争了！可是当他着意地看了赵雄部张粗俗又光亮的脸几眼之后，他那双黑黑的大眼睛里忽然闪过一道机智而犀利的光。好象他突然找到了绝妙的对策，脸上激愤的浪头即刻平复下去，重新变得舒坦又安然，嘴角旋着一个嘲弄和讥讽的笑涡。 “你怎么不回答赵书记的问话？”那个矮瘦、戴眼镜的男人站出来，逼问老沈。声调反比赵雄更厉害．这使我头脑里不觉间过“狗往往比他的主人更厉害”这句谚语。 “回答什么？”老沈冷静地说。 “你装傻吗？赵书记问你为什么画‘酉风’？” “不对，这画的正是东风！”老沈说，把双手倒背身后，脸上乎静而没什么表情。一时，所有人都没有悟到他的理由。连我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答辩。 “明明是西风。左西右东，你还强辩！”赵雄叫着。 老沈淡淡地笑了笑，不紧不慢、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刮东风，树才往西边歪呢！” 他的话使大厅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了。大家都在判断，跟着就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对呀！刮东风时，树木才往西边歪倒。大家刚才被赵雄的蛮横蒙住了，谁也没想到这里边还可以找到分辩的理由。此刻，便都不自觉地点头承认老沈的辩解占理，再也不能否掉。我却看出，老沈这个所谓的“道理”纯粹’是给退出来的，是在他刚才要与赵雄争论之前偶然悟到的，我一边赞佩他的机智和冷静，一边因看到一位画家被逼到如此地步，为了对付那荒诞之极的诬陷而这样地使用自己的聪明而感慨万端！ 赵雄也明白过来了。他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个无可辩驳的自然现象和常识。老沈好象一个颇有根底的老拳师，眼看被对方击中，在乘拳快要触及身上之前的一瞬，却宽宽绰绰地让过了。这对于赵雄来说，比受到回击还难受。他打空了，失去了重心，当众栽了面子。他尴尬、沮丧、狼狈而又恼火。脸色变得很难看。杨主任见了，忙说：“赵书记，咱们再看看别的画。如果您对老沈这幅画有看法，可以先不展！”我明白，杨主任是个胆小怕事的好人，他是想息事宁人。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却说： “不是赵书记有看法，而是这幅画有问题。赵书记一开始就说了，画上一个人没有，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杨主任没敢再说，静了片刻，赵雄大手一摆，气呼呼地说了声：“回市委！”转身向门口走去。他的大衣的下摆也象生气似的向左右一甩一甩。一群人跟在他身后，一声也不敢出，只响着一片杂乱的脚步声。随后，这脚步声就在展厅的大玻璃门外消失了。大厅里剩下不多的人，大家的目光大都还集中在老沈身上。老沈神态自若。他松开长围巾，把一头往身后用力一甩，重新围好，从从容容地向大厅外走去，范谋走到他面前，我跟在后面。 “您真妙！沈老师，您怎么想出这个理由的呢？叫他无话可说。”范被小声说。她眼里充满对老沈赞佩的神情。 “那算啥理由？荒谬到了极点！纯粹是给他挤出来的。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说出这种荒诞不经的话。居然这种话还顶用！多可笑！不过对这种人只能顺着他荒唐的逻辑口敬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老沈说完，咧开嘴笑了笑。 从他身上多少带着的一些少年般的纯真，在这样一番斗争之后，他竟然有些得意地走了。我却觉得，更大的祸事已经临到他的头上。 三 预感和梦有相同之处，都是现实的曲折反映。有应验的梦，也有成为事实的预感。我对老沈的预感就全应了。过了几天，一场对老沈的气势汹汹的大围攻便开始了。我在家里，听到由学院传来的愈来愈多的可怕的消息和说法，再也坐不住。一天，我借着到学院医务室拿药之故去看看，果然见校园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和标语，象什么“沈卓石是我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根子！”“国画系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揭开！”“沈卓石必须低头认罪！”……标语的字几个个有一米见方。还有什么“沈卓石罪行录”、“沈卓石黑话选编”、“沈卓石罪状十八条”等等，不一而足。我草草一看，大字报上大部分内容都是运动初期写过的，早已查证落实，有的属于讹传、诬陷、假造，早被否掉，现在却又重新翻抄出来了。我吃惊、担心、害怕，同时感觉一些人对我的态度变了，躲躲闪闪、若即若离、敷敷衍衍。转天系里来人通知我去参加运动，有病也得去。我不敢不去，第二天一早到了系里，就被领导叫去谈话，要我揭发老沈的“反动言行”。因为在版画系的教师中间，唯有我与老沈关系较近，又是当年的老同学。但老沈是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老画家和老教师。他赤诚纯真，忘我劳作，无懈可击。我怎能为了个人安危而对他落井投石，无中生有地加害于他呢？我抱定宗旨，自己承受的压力再大，哪怕被拉去给老沈陪绑，也不做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决不出卖朋友。 大概范楼他们也是这样吧！办公楼前又贴出这样的标语：“范措，猛醒吧！”“包庇沈卓石，决无好下场！”和“潘大年，你到了站队的时刻了！” 那几天国画系相当紧张，整天开会，有时还加夜班。批判会的口号声常常从那边传来。我惦念老沈，为他担心，又相信他抗得住。他就象那晚他画的梅树，浑身挣挣劲骨，多年来饱经风吹雪打，从不曾弯倒过。但这次风头更猛--我早听说北京开了“黑画展”，一批画家横遭冤屈与打击。看来老沈的遭遇有着深远的背景，来得非同一般。所以我常常放心不下，怕他一旦被“打倒”就永无出头之日。再强的意志也难免被挫伤。有时，走过校园时，故意放慢脚步，想碰上老沈或范模和潘大年探听一下。 一天下班时，我遇到潘大年。我从办公楼的南门走出来，他正从东门出来，看样子我们正好能在校门口碰上。我暗自庆幸能够碰到他，便估量着距离，掐准速度往前走。但潘大年走了一半看见了我，突然站住了。他好象忘记带什么东西似的，两只手上上下下地摸衣兜，也没理我--就象根本没瞧见我似的。然后就转身急匆匆地走回去了。我猜到，他这是装的！怕碰到我，多有不便。可是跟着我就对他起了疑心，唯恐他会做出于老沈不利的那种事来--这当然也算是一种预感。不过我有心理根据。 潘大年虽与我是老同学，但我对他早有看法。二十多年来，我们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而且不管我发表什么见解，他都随声附和，从不与我争辩，可我们的关系反不如我与那象好斗的鹤类似的老沈的关系更率直、更贴近。我和他之间，总象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只是客客气气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谁也不想再迈进一步。而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看法，起源于一件小事-- 运动初期，我俩与老沈三人被关在同一间“牛棚”里。一次，也是在冬天，正号召节约用煤。看管牛棚的学生叫我们少用热水。老沈早起漱口时因嫌自来水太凉，就渗合暖瓶里的剩水。吃过午饭，老沈被提去审讯。我歪在一张木板床上打脑儿，橡赚陇陇时，看见潘大年蹲在凳子前写了一张小纸条，随后拿出去递给看管“牛棚”的学生。那学生看了条子便骂他： “这种屁事也来报告。滚回去！” 我听了，立即变得很清醒。见潘大年快快走回屋。我不知何事，便闭眼装做熟睡不知，耳朵注意听他们的话，但他们谁也没说什么。过一会儿，潘大年也被几个学生带去质询，恰巧那看管“牛棚”的学生临时去办什么事，屋里屋外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起身到门口一看，那张小纸条竟然放在一张椅子上呢！我的目光迅速在小纸条上扫了几眼，不禁大吃一惊。在这张小纸条上，是用秃铅笔写的方方正正、战战兢兢的小字： 值此节约用煤之际，沈卓石今早居然用热水漱口，实 属严重错误，特此报告。 报告人：潘大年 一股厌恶与愤愤的心情涌满我的胸膛。真想不到，高压能把一个人变得这样无耻和可怜！此后许多天，我不怎么答理他，弄得老沈都莫名其妙了。但我一直没肯把此事告诉给老沈。又鉴于老沈与潘大年关系密切，并在一个系里工作，我曾向老沈做过两三次暗示。老沈听了却笑道： “他就是胆小些。性格上的缺陷吧！” 我不好明说，只辩解道： “胆小是性格上的缺陷，可又不尽然，往往是反映出一种自私。如果这种人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出卖同志！” “哈哈，你这样说不是太过份了吗？自私谁也免不了，大年总还是优点多嘛！你不可太偏激嘛！运动初期，大年也揭发过我。这原因，如果说他胆小、为了保自己，我倒是相信，而且我谅解他。运动来势这么猛，有几个人经受得住？何况他又那么软弱！可是你要说他在出卖我，我却不能这么认为。你知道，他私下对我掉了多少次眼泪……”老沈这么说着，嘴角微微发抖，倒引起他对潘大年的一种同情感。 “唉！老沈呀！”我心里这么想，仍没把那件事告诉他。我甚至估计到，即便说出来，老沈也会以他宽阔的胸怀和对待朋友的深厚的真情，把那件事容纳下。在感情方面，老沈是相当固执的。因此我没再说什么，暗自对潘大年存下戒心。 今天的事，使我对潘大年产生深深的忧虑。此时此地，至亲好友间的出卖是致命的。但转念一想，老沈又没什么可供潘大年揭发的。他是不是仅仅由于胆小怕事，有意避嫌呢！不过，我就无法得知老沈目前的处境如何。看来我只有遇到老沈本人才能了解到他的境况了。 我终于碰见了老沈。在办公室一楼的走廊里。我俩对面走来。当时走廊上除去我俩再没见别人。那天风好大，寒冷的穿堂风呼呼地流动着。老沈围着他那黑色的长围巾，没戴帽，头发散开胡乱飘飞。我站住了，等他走近。他走到我面前略略一停，同时看了我一眼。这次，他的大眼睛不是黑黑的了，有些发红，显然是长时间熬度不眠之夜所致。但目光依旧炯炯有神，有股强烈的自信、孤傲和斗不垮的精神。这里边，仿佛还包含一种鼓励和激励我振作起来的意思。随后他抓起垂在胸前的围巾，更用力地往后一甩，就匆匆走过去了。 过两天，又碰到他一次，同样周围没旁人，他同样没和我说话。此间还遇见范换一次，范操只是皱着眉头、咬着下唇、默默无声地悄悄地点一下头。我摸不清她的意思，却感觉老沈的处境非同寻常了。而且我知道，老沈和范摸不跟我说话，为的是不牵连我；而潘大年回避我，怕的是牵连上他自己。 此后半个多月，高潮好象过去了。国画系那边的批判会见少，院里的标语已经给寒风扯得破破烂烂。可是有一天，忽然又风吹潮涌，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传说沈卓石真有问题，据说他在家画了“黑画”，内容“非常反动”。当天，校园里又贴出一批新的标语和大宇报。有一条写着“沈卓石画黑画，铁证如山！”白纸黑字，赫然入目。晚上就有几个工厂的业余美术爱好者到我家来打听这件事。消息传得好快，主要因为老沈的名声大，崇拜者多，他们都是出自关心来探听虚实。可我的心里还旋着一个大谜因呢！ 哪来的黑画呢？ 次日下午开过一个小会，大约四点多钟，就被通知到北大楼小展室去看“沈卓石黑画展”。到了北大楼，只见小展室外聚了一、二百人等待参观。大家都沉着脸，没人说话，气氛压抑，好象来参加什么追悼会。进了小展室，见展览开头就是一块写着老沈“罪行介绍”的牌子。室内展出四、五十幅画，有老沈的课堂画稿，平日的习作，也有他二十多年前在艺专上学时画的裸体模特儿，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可能又抄家了吧--被称做“黄色画”，一并罗织而来，做为“黑画”。每幅画下都有一方纸块，写着该画“问题”之所在。但决不令人信服。其中一幅画了十二只小鸡从土坡上往下跑，就被指为“恶毒诬蔑五七道路是走下坡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小鸡与五七道路有何关联。经过一位同事指点，方才明白，原来“五”加“七”是十二。他画了整整十二只小鸡，又是往下坡跑，罪过就在这里了。画下的纸块上写着：“沈卓石就是用如此恶毒而狡猾的手段攻击革命新生事物。”我见了不禁毛骨悚然。 这里还挂出了老沈为宾馆画的、挨了批的那几幅画。我还是头一次见，画得真好！笔墨淋漓苍劲，不失国画传统，又尝试着用了一些新手法和新技巧，相当大胆而又成功，他这两手还从来未露过呢！故此画前围了不少学生。我从这些在画前流连驻足的学生们的目光中看得出，他们决不是在批判，而是在欣赏，或是暗暗揣摩其中的新技巧，把这当做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竟然还听到有人禁不住发出轻微的喷喷赞赏声。我心里便升起一阵热乎乎的为老沈感到骄傲的情感。因为他用他的艺术在这里无声地、彻底地、令人信服地击败了那些无知的权贵，击溃了蛮横和邪恶，赢得了人心。如果他能见到这样的情景，会高兴得咧开嘴微笑。对于举办画展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最辛辣的嘲笑和最有力的回击吗？ 在展览末尾部分，有一处围了更多的人。我听身旁两个学生在悄悄地说： “瞧，就是那张‘黑画’，听说是他送给人家的，被人家交出来了。” “谁？谁交出来的，谁那么缺德？”另一个学生问。 “不知道。反正是和他关系不错的。他送给那人的嘛！” “跟他关系不错的！朋友吗？哼！”另一个学生发出鄙夷的“哼”声。 我听着，忽然好象从这两个学生的话里悟到什么似的。一股不祥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流过全身，我不禁打个寒供，忙走过去，急急分开人群，往里一望--你去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老沈送给潘大年那幅《斗寒图》竟然挂在了这里！这幅画针对什么势力，表达了什么情绪，一目了然。无疑他们就要以此把老沈置于死地了！ 我心窝里象有一根针猛刺着，眼前一阵阵发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我是怎么从小展室里走出来的。我走到校园里，还耳听到有人小声而愤愤不平地骂潘大年。但那是谁在骂，骂的什么话，都记不得了。好似当时也没有听清楚。 我走出大门，独自一人在学院的大堤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大了；我任凭刺骨的朔风刀割一般吹到脸上，不去管它，脑袋里乱烘烘地旋着一个痛苦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呵！难道二三十年结成的友谊还靠不住吗？难道有的人非要你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才能识出他的真面孔？而且，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自己对潘大年早有看法而不对老沈说明白？为什么老沈送给潘大年这幅画时，自己已经有不稳妥的感觉而在当时未加以阻拦？这里边难道不也有我自己的过失吗？我也害了老沈呀！ 直到天黑我才下了河堤往回走。途经一个包子铺时，我走进去，没买包子，只要了二两白干酒和一碟小菜。我是从来不进酒店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一醉方休的欲望。喝过两小盅之后，同桌的两个工人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个都是中年壮汉，都穿着粗拉拉的沾着油污的劳动服。不甚干净的结实大手把小小的酒盅不住地送到唇边。他俩已经喝了不少酒，脸红得象两块红布。而且正在骂一个丧失道德、出卖良心的人，骂得那么痛快解气，每句话都象是替我骂出来似的，比喝酒还痛快。我借着酒劲儿对他俩说： “师傅，我要碰到你们所说的那种人怎么办？” 其中一个阔脸、浓眉、胡茬挺密的汉子，用他被酒烧得红红的大眼睛看了我片刻。忽然喷着一股浓浓的酒气，象发火那样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种人是披着人皮的畜牲，他们见不得人。你应该找他去，抓着他的脖领子，奶奶娘地狠骂他一顿，揍他一顿！” 我被他这带劲话刺激得脸颊火辣辣地发烧，心中的情感象加了火，哗哗地滚沸起来。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我“啪！”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把剩下的半壶酒全倒进肚子，大步走出饭铺，径直去找活大年！ 到了潘大年家里，我使劲擂门，声音大得震耳。 有人出来开门，白晃晃的一张脸正是潘大年。潘大年盯着我的脸看了看，表情变得愕然： “呀，老何，你怎么啦？什么事？你醉了吗？你怎么会喝醉了呢？快请进来！” 我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把他从门里拉了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力气怎么那样大。那一下，竟象拉过一个空空的纸盒子似的。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潘大年，你做得好事！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害老沈？你，你，你究竟为了什么？！” 潘大年踉踉跄跄地在我面前站定了身子。他从未见我这样气愤过。他害怕、尴尬、惊慌，我也从未感觉过他胖胖的白脸如此可憎，那双小眼完全是一双叛徒的眼睛。然后他装出一副惭愧、后悔莫及与可怜巴巴的神气，哀求地说：“老何，老何，你别急，你听我说。我，我没办法呀，压力太大呀！” 我听了，胸中怒气更是一发而不可遏止。这下子，满身的酒劲全冲上脑袋，我大叫；“你，你不是人！”但来时早想好了的骂他的话，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嘴巴直抖，提紧的拳头直抖，浑身猛烈地抖动着。 “老何，请你为我想一想，我……我有一家子人呢！” 我朝他的脸“呸！”地吐一口唾沫。猛转身，气冲冲地走了。潘大年在后边紧紧追着我，不住地哀恳着： “老何，老何，你等等，你等……。” 我回头朝他吼一声： “你滚开！你要是还想出卖，就连我一同出卖了吧！” 我走着。一个人，直冲冲又跌跌撞撞的。酒意与怒气在我的血管里奔腾冲撞着，浑身仍颤抖不止。眼里流着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任凭它流，也不去抹。走着走着，我又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没有刚才遇到那两个工人的一股豪气。为什么不抡起胳膊，狠狠揍他一顿！ 四 又是一个严寒酷烈的严冬，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我来到老沈家。事情已经相隔一年。一年来，我几乎没和老沈见过面。 自从那晚我骂潘大年后回家，当晚心脏病就犯了。心疼如绞，犯得从未这样重，若不是老伴及时给我服了硝酸甘油，恐怕没有今日了。那一阵子我病得厉害，经不起刺激，甚至连人家大声说话都受不住。我一个在福建老家武夷山山沟里务农的儿子赶来，把我接回去养了整整一年。这期间学校曾派过两人追到福建，向我了解老沈作那幅《斗寒图》时的情况。我说：“梅花刚强不阿，不惧严寒，人所共知，题做‘斗寒’并不足为奇。老沈是借它沤歌革命者的气节吧S”除此，我什么也没说。 幸好这两人比较正直。他们言语间反露出对老沈的同情，并未对我再加细问，就返校了。但没对我透露有关老沈的任何情况。 这使我难以放心得下。在这武夷山蓝色的山窝窝里，时时思念那遥远的难中友人。每日，看着晨岚从谷底升起，听着暮鸦带着一片喧噪声归返山林；或者当那疾疾的春雨浇着屋顶，或者当那经霜雨变红的秋叶飘人窗来，我都会无端地联想起老沈来。尤其是一场大雪过后，万籁俱寂，满山遍野一片银白；横斜在山拗里的几株野梅分外娇艳。那鲜红的花儿在清澄凛冽的空气里盛开着，散出幽馨。见此情景，我就更会怀念老沈。心怀忧虑，揣测种种。便独对花柱，默默祈望他安然无事。每每此时，这做霜斗雪的梅花便是我唯一的慰安。它仿佛捎来信息，告安于我：老沈依然如昨日那样刚强坚毅乐观。为什么梅花会有此神奇的除力呢？只有请那幅《斗寒图》来做解释吧 由于老沈这件事，再加上当时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的压抑。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不知道要发生怎样的骤变。家里人都劝我，文艺这行风险太大，不能再干了。我儿子便陪我回校一趟，以病为理由，办理退休手续，就此退出画坛，搬回老家，在这天远地偏、空气纯净的山沟里隐居起来，“弄风吟月归去休”算了。我回到学校，感到气氛比一年前更紧张和沉闷。学校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火热。几位领导人人自危，反没人肯决定我的事。看来一时退休还办不成。我便打算再返回福建去，并且打算连老婆也一同带回去，免得惹事生非。 我向系里同事悄悄打听了老沈的情况。 原来他自“黑画展”开办那天，就被隔离审查。开了无数次批判会，叫他认罪。他不肯。为此，一度学校里传说，赵雄对院领导--主要是对杨主任很不满。认为他缩手缩脚，运动不力，似有包庇沈卓石之嫌。以大家分析，杨主任确实不是心黑手狠的人，对学校的老教师他也有一定的感情，故此对老沈总不肯做得太绝。但他夙来胆小怕事，也决不敢出面为沈卓石鸣冤，哪怕暗中出力也不敢做。后来赵雄竟亲自来到学校参加一次批判大会。会后大字报上沈卓石的名字就全打开了黑叉。过了半个月，老沈就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撤去一切职务，调到后勤组监督劳动。他每天做运煤、倒垃圾、清扫校园和打扫厕所等事。范现因犯了“包庇沈卓石”的错误，调到食堂卖饭票。潘大年仍留在国画系里做教师。但他不单在教师中，就是在学生中间也已名誉扫地，没人答理他。上课时，学生们还故意顶撞他，冷言冷语嘲弄他。他终日郁郁寡欢，走路总低着头，好象怕见人。可见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听到这些情况，尤其是老沈的境况，心里难过极了。在这次返闽之前，说什么也要看看他去。他遭此重难，必然十分需要朋友的温暖与安慰呀！ 我敲了敲老沈家的门。一边拍打着帽顶和肩头的雪花。 来开门的是沈大嫂。她一见到我，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总归一年未见，应该感到兴奋。但她显得疲惫、冷淡、无精打采，甚至连一点欢迎的意思都没有。 “老沈在家吗？”我问。 “他……”沈大嫂竟表现得迟疑不决。我猜到老沈在家，她却不想让我见他。 正在这时屋里发出老沈的声音： “请！是老何吧？” “是，是我呀！老沈！”我叫着。 老沈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带着旧友重逢的冲动劲嚷着：“快请进，老何，老何，请进啊！”我俩紧紧握住手。 沈大嫂却在一旁发急地说：‘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不怕人家听见吗？” 我明白老沈的处境，朝他摆摆手，示意到屋内再说话。我们进了屋，老沈忙着沏一壶热茶，我俩面对面坐下，互相打量一下。我心里立刻涌起一阵凄然的情感--他瘦了，那件紧身的对襟黑绸面小袄竟显得宽松了。而且他好象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瘦削的脸颊塌陷下去，颧骨更突出，气色发黄，黑黑的眼圈，眼球发红，额顶上又脱落下不少头发；剩下的头发比先前还要烧乱，白发也添多了。一年之间，变化竟如此大，显然他受了不少苦楚与磨难。我再扭头一看，沈大嫂也好象老了许多，屋里灯光又黯，炉火不旺，寒气袭人。四壁光秃秃，一张画也没有。只剩下许多大大小小的钉子眼儿；靠墙那张画案铺一张报纸，上边码着三四十棵大白菜。我一时感触万千，禁不住忽地涌出热泪来。 “怎么，你怎么啦？你身上也有这种没用的液体吗？” 老沈说罢，眼里重新闪出那种星际、达观和顽强的光芒。一见这目光，我登时止住泪水，我多么喜欢这种目光，就象黑夜里大风吹不灭的一对灯儿。见了他这目光，似乎知道了他深藏心中的真正的一切。我呢？反而自觉羞惭，抬起手背抹着眼睛；他呢？开始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以及老家的生活情况，可就是不谈他自己。 “你呢？你为什么不谈谈你自己？你当我不知道你目前…… ”我忍不住问。 “扫厕所吗？”他急切地截断我的问话，却微笑着反问我，“你以为他们这样做就把我治死了？那是蠢人的妄想，可笑哪！”他笑着。但笑得一点也不勉强。 “可是……”我瞧瞧周围黯然而无生气的景象，茫然地说。却只说了这两个字儿就说不下去了。 老沈马上意会到我的想法。他神秘而洋洋自得地一笑：“噢，你以为……”他冲动起来，仿佛要泄露什么天机似的。 沈大嫂忽在一旁插嘴说： “行了，行了。你怀里暖水袋凉了吧！还不换换热水？你不怕胃口疼？才好了几天，又什么都不在乎了？” 老沈起身从怀里掏出那只墨绿色的橡皮水袋，换上热水。我心下明白，沈大嫂是借故阻止他乱说。 “你的老毛病还不见好？”我有意换换话题。 沈大嫂接过话说： “胃疼、血压高、嘴上没问，三样老毛病，哪样也没好，早晚要他的命！” 老沈有些不耐烦地打个手势阻止她，并说： “得了。你少说两句吧！还不打点酒去？老何远道来看咱们，马上又要走了，你也不知道招待招待人家！” 他俩此刻的心情和想法我都知道。忙推说我有心脏病，医生不准喝酒，叫他们别客气。沈大嫂本来也不想去，好象只有死守在这儿她才放心似的。老沈却非叫她去打酒不可。看样子，他是想支开沈大嫂，和我说几句知心话。沈大嫂拗不过他，便赌气拿了酒壶往外走。临出门，还气哼哼地扔下一句话：“你要是这么活着还嫌不痛快，就乱说吧！瞧，一张画，一个潘大年，把你折腾得还不够受吗？”跟着“呼”地一声带上门走了。 当时我的确有些尴尬。老沈带着歉意对我说：“你大嫂心里不痛快，你可别介意。我的事真苦了她。多亏我们没孩子，要不孩子也得跟着受罪……”他的声音变得含混不清了。低着头，两只手摆弄着桌上的烟碟。一脑袋花白的乱发对着我。由此，我看到了他心中阴沉的一面。 “是潘大年害苦了你！”我情不自禁地说。 “不！”他摇摇头说：“是他，又并非是他。” “怎么？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他出卖了你吗？” “他出卖了我，实际上也出卖了他自己。” “可是他什么事也没有，你可吃尽苦头了！” 老沈苦笑一下。他笑得那么苦，又那么辛辣。 “你以为他过得还挺好吗？不，出卖灵魂的人的日子是阴暗的。一年来，我常常碰到他，他却不敢看我一眼。我呢？有时我故意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吓得他低着头溜掉了。我反比他光明磊落、比他主动、比他神气！你说怪不怪？！可我是他们‘专政的对象’呀！哎，你说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不，当然不是。这说明我身上还有可以自信的东西，因为邪恶与龌龊的东西实际上是怕我的。至于你说的--我‘苦’吗？也可以说吃尽苦头了。但谁也不会知道，我仍然是幸福的……” “幸福；”我反问，并迷惑不解了。莫非他真的用“精神胜利法”在麻痹和欺骗自己？他哪里来的幸福。当我拾起困惑的眼睛，却见他那双大眼睛灼灼闪光--那确实是幸福的人眼里才有的亮光。我刚要说出自己的疑问，他就猛地站起身来，一把拉住我，感情冲动地说： “你来，跟我到里屋去！” 他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掀开挂在里外屋之间小门上的门帘，把我拉进屋，扭开了电灯。这是间不足七平米的小屋。我站在床铺与一面墙壁中间的窄道儿上，四下一看，床上堆着几床被褥，床头柜上放了一只旧马蹄表。墙上这着一条灰色的粗毛毯，上边用铁环穿挂在一根横在一边的粗铁丝上。大概由于墙壁残破，用它来挡挡凉气。此外什么也没有。 “干什么？”我不明白老沈引我进来做什么。 老沈神秘地笑了笑。弯腰把床头柜打开。呀！里边竟被笔筒、水盂、砚台、色碟塞得满满的。水盂里盛满水，色碟里都是新鲜漂亮的色膏，砚台上汪着黑亮亮的墨汁。我奇怪，老沈住何处挥洒？ 我对他的目光是一个问号。 他没说话，叫我靠床边站站。他一手捏住挂在墙上的大灰壁毯往旁边“哗”地一拉。我觉得自己的眼睛立刻象放了光似地亮了起来。一片无垠、坦荡、溢满春色的大地展现在我眼前。黯淡的斗室不存在了，四壁向外迅速推去，一直消失不见。照耀着山野的和煦的春光，仿佛也沐浴在我身上。我痴迷地沉浸在这壮阔而迷人的境界里--似乎在这一感觉之后，我才意识到面前是无比巨大、生气蓬勃地画出来的天地。老沈见我被他的画所感染而激动的神情，他就更加激动了。他忽然脱了鞋，登上床，脚踩着床沿，把这巨幅的画掀起来，跟着又出现另一番景致，另一种然而同样迷人的境界。他一幅幅掀给我看，每幅都有七八尺见方。我无法确切地描述看画时的感受。我只觉得，仿佛嗅到了树林里森郁的气息、万顷麦田上飘浮的清香、花丛中散发出的诱人的芬芳，我还仿佛听到百鸟的鸣邮、飞湍瀑流的如雷一般的呼吼、大海豪壮的喧啸和横贯原野的高压线上电流驰过时嗡嗡的低响。还有风，雨，电光，以及炼钢炉前灼人的温度……大自然的美、艺术的力和生活中的蜜汇成一股强劲的热浪向我扑来。我被他的思想、情感和形象征服了，被他的艺术征服了。我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老沈一边“哗啦、哗啦”掀动着这一幅幅挺重的大画，一边象孩子做了什么得意的事那样美滋滋地说着： “你瞧，这地方，我用了工艺美术中镶嵌的方法，把原色嵌了上去……哎，你瞧那儿，我把焦墨搞得多稠，叫它产生一种反光的效果。你看可以吗？龚半千也用过这法于呀！你别一言不发，你倒是提提看法呀！” 我抬头看他。他站在床上，从屋顶中央垂下的灯泡就在他脸旁。此刻他的脸颊涨得通红，眼睛里好似闪着一对烁烁闪光的小火苗儿--他简直忘了自己被监改的处境。从这些画里，我看得出他正在研究一种新风格和新技巧；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崭新的艺术语言的追求，朝着自己早已确定的目标探索着--尽管在如此境况中也没有停止。依我的艺术见解，这些画绝对是新颖的、继往开来的、成功的…… “这么大的画，你是怎么画的呢？”我问。并且觉得自己的声调因感动而微微发颤。 他撂下画，告诉我：“我就在墙上画，否则画不开。上边够不到的地方，我就这样画--”他踩着床沿，赔起脚，伸着胳膊动了动手腕，模拟出作画时的动作。然后他跳下床，一边穿好鞋子一边说；“这几幅画是我近一个月画的。这一年，我总共画了四、五十幅。你看……他撩开垂在床帮下的床单叫我看，我低头往里一瞧：里面放着成卷的画，一共四大卷，每卷都有电线杆一般粗。为了防潮，外边都用塑料布裹着，捆上布条成麻绳。 我看着，忽然有一种挺奇怪的感觉。觉得他很象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这儿就象是一个地下印刷所。周围危险四伏，随时都有一旦遭到破获就要遭难的可能。但他却大胆、勤苦、热情地工作着。他白天劳动，这些画肯定都是夜深人静时画的。我再看他的眼睛熬得红红的；正是他不愿意让那些美好的想象只出现在睡梦中，才创造了眼前这画上的一切。那根横在墙壁上端的粗铁丝，被壁毯上的铁环磨得锦亮；只有成百上千次把毯子拉来拉去，才会磨成这样呵！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实！一个画家画画，竟象偷偷摸摸、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竟象犯罪一样！不，老沈肯定不会这样认为。他如此不辞劳苦，不顾安危，难道仅仅是个艺术狂吗？决不是。如果他不是对正义和光明、对真善美重返人间怀着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他画了那么多画藏在床铺下又有何用？忠于信仰的人有时会象傻子那样单纯与认真。他不需要赞美、喝采、奖赏，也不为威吓所慑服。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定该做的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呢！ 我想把这些想法对他说，听听他的高见。他却指指我身后，叫我看另一样东西。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幅方形的、非常眼熟的画挂在那里。原来是《斗寒图》！这是我刚才欣赏墙上那些大画时，他悄悄挂在我身后的。没等我开口，他就说： “我又画了一幅！” 这一幅画得更好！风雪更加狂暴，梅树更加苍劲，花儿更加地满艳丽。他用这幅画再一次无声地回答我。这一次，似乎告诉给我更多的东西。我充满赞佩的激情望着他，他却躲开我的目光，带着一种谦卑与自责，诚恳地说： “老何，你可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刚强而有骨气的人。我被潘大年出卖后，家被重新抄了一次，又被从系里赶出来。那一度，我曾经很消沉……可是后来，我变了。我变得更加振作，浑身都充满力量--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幡然醒悟。是人民给了我温暖和力量，教育和鼓励了我。你不明白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明白。因为他孤单一人，没人理他，“人民”这个概念在这里太抽象了。 他没说话。引我从一扇门走出屋子。拐进一个窄小的夹道。大雪还在纷纷扬扬，飘飘而下，地上早积了厚厚的、软绵绵的一层，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发响。 我来到他家的小后院，只有一丈见方。我俩立在院子中间，四下一片白。我刚要问他为何把我带到这空冷的小院里，忽然却见周围昏黯的空间里透出一片暗红色小点点，远远近近，愈看愈明晰、愈鲜艳、愈明亮，原来竟是一片梅花！再一瞧，是许许多多小梅树呢！有的栽在盆里，有的栽在木箱内，还有两株有一人来高，栽在地上。枝杆如墨笔勾画的，劲折硬健，虽然压着厚雪，毫无弯曲之态。花儿盛开，无一残败；雪打过后，反而倍加鲜丽。在小院湿冷的空气里，浮动着浓郁的幽香；风儿吹去，香气依然袭人。好象连它的香气也有份量，风吹不去，芳馨永在…… “你看，这些梅花都是人们送给我的。正是那个所谓的‘黑画展’之后，很多人却反而悄悄给我送来梅花。大多数人我根本不认识。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干部或学生；也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你着栽在地上这两株，已经一年了，人冬以来放得花分外多。有时我画到深夜，感到疲乏，就到这些梅花中间站一站，身上的乏劲儿就会不翼而飞。你想想，为什么我那幅《斗寒图》挨了批，反有那么多人偏偏要给我送梅花来？他们仅仅是因为喜欢我的画吗？不是！究竟为什么，你自己去想吧！你现在明白刚才在屋里我为什么说自己是‘幸福’的了吧！因为我不感到孤单，随时都感到我在人民之中。经过这些事，我才真正懂得，我们手中的这个画笔不是消闲遣兴、陶冶情致的工具。它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珍视它，不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都无权丢弃它呢！哎，老何，你怔着于什么？你在想些什么呢？” “我想得可多啦！生活中有时一事一物，会引起你无限的联想，由此而引伸出无穷的思想，悟到深连的哲理，致使你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它象一把钥匙，给你打开一扇长期幽闭着的、几乎快要锈死的门，引你走进一片全然崭新的天地。其实，倒不是这事物本身有着怎样的神奇，它不过调动起你全部的生活感受、认识和经验，使你重新检验一下过去，并从中发现未来应走的道路。就象引线穿珠那样，按照一个新图案把平日积存下来的思想的珠子穿连一起。……我从那天起，不知不觉发生了许多变化。有时冷不丁发觉自己挺可笑，因为常常下意识地模仿起老沈来。甚至连一举一动、说话的腔调和手势都象老沈了。我家中人见了颇觉奇怪。我已年逾半百，不是处在爱模仿的孩提时代，究竟什么力量竟迫使我要返老还童呢？ 那天，我在风雪之夜与老沈洒泪而别。临别时，我向他要了一枝梅花带回老家，插在一尊葫芦形的龙泉瓶里。它开了许久才枯谢，此后不久，竟得知老沈去世的噩耗。当时，我在悲扬之中，竟以为这枝梅花的枯萎是他死去的先兆呢！其实不然，老沈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死的--他听到“四人帮”完蛋的消息后，独自一人高高兴兴喝了半斤酒，从此长眠不醒了。 这消息对我太突然、又太简单了。因为这是系里一位同事给我来信中提到的。他写得很不详细。而且我得到消息时，老沈已去世一个多月。我不能再发唁电，便给沈大嫂电汇去一百元钱表示安慰。不久，钱被退回，退条上写着“无人收取”。我莫名其妙又不大放心，赶紧给范被写了一封信。范被很快就回信了。信上说沈大嫂给一个娘家外甥接到北京去了。她还写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情况：原来老沈得知“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当夜喝了一通宵酒。他边喝边大笑。沈大嫂劝他少喝，他却怎么也控制不住了，醉倒后再没醒来。范换闻讯赶去，只见老沈“神态安然如睡，嘴角上带着微笑，此外还有几分辛辣的意味”。通过范填这一描述，我一闭眼便能想到他那样子。就象我当场见过一样。 范被还告诉我，老沈故去时，“监改”的帽子还没来得及摘下来，却有四五百人自动为他送葬。有学院里的师生，也有校外的干部和工人，多数是业余美术爱好者。据说播大年也去了。他也落了泪。依我看他的泪水并非没有一点真情，但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会真心的伤心难过。 当然，这些事早已过去了。 两年来学校不断来信，对我表示关怀，欢迎我养好病日校任教。这是我多年来没得到过的温暖。虽然我有病在身，但时代已敲起前进的鼓点把我召唤，宛如春天的气息，使老树也Z要抽枝拔节、绽开新蕾、显露风姿呢！我怎能不赶快操起画笔，在有限的年华里，为渴望已久的新生活、为大有希望的祖国点缀上绚丽的色彩呢？我当即整理行装回学校，并指定我儿子买当天的车票．我儿子说： “早一天晚一天有啥？” “我还要赶去参观你沈伯伯的画展呢：他虽然不在了。画展却不能误了参观日期。” “沈伯伯的画你不是早都看过。为啥还要赶去看这个画展呢！” “你懂什么？我……”我觉得，我怎么说也无法叫孩子们了解我们之间那些经历、那些情感、那些酸甜苦辣。便着起急来，说：“少说废话。我就要当天的票。没有座位，我就站着回去！” 现在，我又站在《斗寒图》面前了。心里默默地说： “老沈，你知道今天的祖国是什么样子吗？你要活着有多好。那么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斗寒图》悄无声息，可是我忽然感到，画上的风雪好象骤然停顿，冰峰雪岭正在融化消解。整幅画向四外闪烁出绚丽的光彩，满室五色缤纷……我定睛一瞧，原来是挂满展室四壁的争奇斗艳的图画在交相辉映。再看看这幅画呢--刚劲的枝条好象在多情地摇颤。花儿分外明亮，有如张开的笑眼…… 这幅《斗寒图》便第三次无声地回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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