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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塔集人奉命推倒在集北头站立了几百年的宝塔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造反派。 宝塔集上有一座塔。宝塔集的名字便是由它而来的。围绕着宝塔的种种传说和现实，便是宝塔集的文化。世世代代的宝塔集人，无不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长大。 据说，这塔的下面埋着一位高僧，他坐在一口大缸里圆寂，那口大缸便成了这座塔的塔基。小小的宝塔集怎么会出一位高僧呢？原来他与朱元璋皇帝有过一点关系。当朱元璋还是一个穷措大的时候，曾经到过宝塔集上的开元寺，不要以为这座寺庙有多大的气魄，只不过是几间瓦房而已。但是朱元璋要在这里出家，名为皈依佛门，实际上是想混口饭吃。可是寺庙里的那位老和尚却不肯收下这位徒弟，他向朱元璋大声呵叱：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应该去当皇帝。朱元璋一听这话，便收起了出家的念头，与和尚一拜而别，打天下去了。以后他果然当了皇帝。不知是这位皇帝老爷不忘旧情，记起了那位给自己指点迷津的和尚呢，还是这位和尚为了炫耀自己而把这段情节宣扬了出去，这和尚就成了高僧了。于是有了塔。于是宝塔集成了宝塔集。灰色的砖塔十三层，坐落在集北头的一片空地上，成为集上的最高建筑。宝塔集人以此为光荣，将那和尚的功德世世代代地传扬，使宝塔集人一坐下来就感到佛光笼罩，比别处人高出一肩半头。老人们在塔前说古论今，孩子们绕着塔游戏唱歌，出门归来的人们只要一看见塔尖心里就感到踏实，到家了！ 没有人敢对宝塔说长道短。淮河年年涨水，淹倒了集上的无数房屋，可是一到塔前便退下了。集上人认为那宝塔可以驱邪镇妖。所以逢年过节，塔前便香烟缭绕。喜欢爬高上低的孩子，从一懂事起就被大人告知，那塔不能爬，爬了要遭灾的。孩子们都听话，没人敢爬。只有一次，镇长的侄儿大傻子爬上去了，还站在塔顶上撒了一泡尿。镇长和他的哥哥虽然把这孩子狠狠地捧了一顿，还在塔前烧了香放了炮，到底也没能消除这不敬行为所带来的恶果。解放以后，镇长被枪毙了，大傻子的爸爸也死在监狱里，过了几年大傻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进了大牢，关了六年才放出来，找不到职业，只能在街上卖油条。“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听见他这样的叫声，再看他那一身油渍麻花的打扮，谁还能想象他的父辈们曾经在宝塔集上风光过？ 解放以后，宝塔所受的香火大大地减少了，因为反对迷信。可是无论如何，宝塔集人对宝塔仍然怀着敬畏之情。这些年，宝塔明显地倾斜，向西南方向倾斜，老人们却暗自嘀咕，莫非它要倒了？如果它真的倒了，宝塔集人会不会遭灾遇祸啊？ 谁会料到，宝塔在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真的倒了，还是宝塔集人自己推倒的！鬼使神差似的，大家都去了，去采取那一次空前绝后的革命行动，把宝塔推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朱元璋这个皇帝老儿给宝塔带来了光荣，也是朱元璋这个皇帝老儿给它带来了被推倒的厄运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人们刚刚丢下饭碗就听到了公社文革领导小组的召唤：到宝塔前集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宝塔周围的那一片宽地便成了群众集会的场所。宝塔集人在塔前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文革的消息，知道外边有人造反了，造反的原因是刘少奇反对毛主席。造反派忠于毛主席。宝塔集人不知道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们早已从报纸上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了。刘少奇常常在毛主席身边站着，为什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宝塔集人无法理解。两年多以前，宝塔集人又知道了刘少奇的夫人叫王光美。她领导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一个叫桃园的地方，把桃园的干部整得好苦。她创造了“桃园经验”，宝塔集人也尝到了那经验的滋味。许许多多合作商店的店员因为多分了一点利润被判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勒令“破产还款”；许许多多的个体小商贩被判为投机倒把，勒令立即补税。那时候，宝塔集到处都是廉价拍卖的市场，为了还款，人们卖掉了自己的家具、衣物和女人们的首饰。顾维舜把他和玉儿妈结婚时的大床也抬到街上卖了，红漆的雕花大床啊，只卖了十元钱。玉儿妈为此哭了好几天。她埋怨丈夫当初不该从商店支取那么多钱，不够花就不够花吧，勒紧裤带喝稀饭，也比现在卖床强。可是顾维舜哪里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呢？商店是大家凑起的资金开办的，他们拿的是自己挣下的钱，不是国家发给的工资，为什么这也不允许？没有人敢问工作队，也没有人敢问王光美。可是如今王光美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了，怎不叫宝塔集人感到稀奇？稀奇归稀奇，宝塔集人从来不喜欢刨根问底，随便是谁个打倒谁，只要不搞到自己头上，他们就不吭气。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了，除了中学的孩子们闹着斗老师的外，宝塔集人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集到塔前，听宣传，喊口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支歌。没有人想到今天要他们采取行动了。 六六年的冬天，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已经是造反派的天下了，可是宝塔集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在公社领导的手里掌握着。统领全局的还是公社党委艾书记。艾书记不是个寻常人物，他当过县长呢，因为反对“三面红旗”才降了职，六一年曾一度官复原职，六四年“四清”时又把他降下来了。宝塔集人只知道他几起几落，对他的起落的原因却不甚了了。 那天的天气真好！艾书记迎着太阳站着，不大漂亮的脸子突然变得漂亮了。他站在用桌子搭成的讲台上，向嘁嘁喳喳的群众挥动着手，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的样子差不了多少。他说话的嗓子也尽量提高了—— 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干一件我们宝塔集人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拆塔！ 喊喊喳喳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看着艾书记，也看着艾书记身后的塔。他们都浸在温煦的阳光里。那塔原是灰色的，如今却闪着光亮，身子向西南歪着，好像在端详着艾书记的背影和艾书记面对的人们。 艾书记说，宝塔集这地方，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解放十几年了，这座塔还在这里。这塔是纪念朱元璋和老和尚的。一个是封建皇帝，一个是封建迷信，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横扫的。国际歌里唱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为啥还要这塔呢？ 艾书记说，他知道，宝塔集人对这塔是有感情的。天天看惯了，突然扒掉了，会觉得少了什么。这不要紧，慢慢会习惯的。朱元璋的老家人对朱元璋的感情该比我们深吧？可是凤阳城的古城墙都扒了。是在省里直接领导下扒的。省里成立了拆墙委员会，县里成立了拆墙领导小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我们先要敢破啊！ 宝塔集人只听不说，看着艾书记，也看着他身后的塔。他们都在金灿灿的阳光里。那塔简直成了金色的。它的身子好像更向西南方向倾斜了，好像要从艾书记的影子里逃出去。哎呀，谁敢拆这座塔？ 艾书记一遍又一遍地吆喝着：动手吧！没有人响应。那些中学的红卫兵是有所准备的，有的人手里拿了工具，但是也不动。 我来！我来怎么样？一个人一边叫着一边朝宝塔跟前跑，不是别人，竟是小时候站在塔顶上撒过尿的杨大傻子。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嗡嗡之声，这孩子哪来的胆啊？吃的苦头还不够吗？ 杨大傻脸色庄重地看着宝塔集的老少爷们。宝塔集的人都知道，大傻子并不傻。论相貌，他是一表人材，皮肤白皙，四肢匀称，是集上数得着的一名英俊男儿；论心眼儿，也算得上聪明。四岁时在他父亲开办的小学里念书，成绩优秀。这样的人倒了霉，除了怪命和运，还要怪他不安分。父亲死在大牢里之后，他只得拾柴为生。拾柴就拾柴好了，他偏偏要胡言乱语，说自己日出而出，月升而归，像个“日月党”。于是便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他才不过十六岁。现在是什么身分？反革命分子的亲属，刑满释放分子，卖油条的汉子。拆塔的革命行动哪里数得着你？ 我来！我来怎么样？ 杨大傻子把目光转向艾书记。艾书记把目光从大傻子的头顶上迈过去，看着大家：大家看行不行？ 让他上去吧！老少爷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都不曾分析过自己为什么会持这样的态度，会不会包藏着祸心？必然带来灾害的事就让这个倒霉蛋去干吧，反正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自己难免也要参与其事，但神仙从来不降罪无可奈何的胁从者，也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 好吧，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艾书记点了头。 大傻子猴子似的爬上了塔顶，还站直了身子扬起双臂大声吼叫了一声，然后用力气扳动一块砖，高叫着“闪开”，把砖扔在塔底下，砖碎了！ 红卫兵这时候才一哄而起，纷纷向塔上爬去。顾维舜的唯一的儿子，十七岁的舍儿冲在前头。顾维舜忍不住叫了一声“舍儿！”舍儿却头也不回。 不一会儿，几百年的一座宝塔变成了一堆碎砖了。红卫兵们唱起了歌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 艾书记止住了大家，要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来结束这一次革命行动。于是大家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大家又在艾书记的率领下高呼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耳边绕着口号的余音纷纷散去。 从此以后，宝塔集人过起了没有宝塔的生活。宝塔集被改名为“红星集”。可是“红星集”只存在各种文件里，在人们的口头上，宝塔集还是宝塔集。 宝塔倒了以后不久，艾书记也倒了。不是宝塔集人把他推倒的，是县里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了。县里有一个造反司令部，叫“心向东”，先把大字报贴到宝塔集上来，说艾书记是不折不扣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列举了艾书记的几大罪状，每一条都能吓死人。 第一条，是大跃进的时候主张瞒产私分，反对三面红旗。在省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头目所谓青天书记开仓放粮的时候，他拍手叫好，说“青天书记”是为民请命的青天大人。所以庐山会议以后，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使用，来到宝塔公社任书记。 第二条，是一九六一年趁党进行政策调整之时大刮右倾翻案风。那时候，省里来人给艾书记翻了案，平了反，艾书记官复原职了。可是他不但不感谢党对他的宽大处理，反而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他到处作报告，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甚至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艾书记在一次报告里提倡“讲理”，讲理就是实事求是，这并没有错。可是艾书记话里藏刀，他举了朱元璋画像的例子把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朱元璋长得实在不好看，脸上还有七十二颗大麻子，奔儿头，翘下巴，整个脸成了马鞍形。画师照他的真实面貌画了，他硬说把他画丑了，把画师一个一个地杀了。后来有一位聪明的画师看出了苗头，便把朱元璋画成一个美男子，朱元璋一看大为欢喜，便重赏了那位画家。可是后来的人谁相信那是朱元璋呢？朱元璋没有给人留下美好的形象反而留下了话把儿。我们是共产党，不要学朱元璋。脸上有麻子，不要叫人家说是玫瑰花。 这些罪状看得宝塔集人只咂嘴，都说原来艾书记还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却没有人起来把他“拉下马”。还是“心向东”司令部派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艾书记抓起来，先在宝塔集游了街，然后带到了县里去。说是要和县里的其他走资派关在一起。 推倒了宝塔又失去了艾书记，宝塔集失去了定盘戥。宝塔集人的心活了，乱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便应运而生。老辈人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的那阵子，宝塔集也是这样的，张三拉一支队伍，李四弄几条枪，都说是为了打日本，结果却是自己打自己。蓝永继的父亲蓝龙就是为这事被别人杀了的。不晓得是不是一辈传一辈，蓝龙的儿子蓝永继现在又举旗造了反，成立了“杀回集造反大队”。为什么叫“杀回集”呢？因为他们被从集上下放到农村去，当了农民了。 蓝永继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候下放的。在乡下吃了不少苦，一九五九年，奶奶也饿死了。六一年政策放宽的时候，蓝永继自己回到集上，跑起了小生意，赚了一点钱，正想把妻子杨小群和母亲从乡下接回集的时候，政策又紧了，跑生意变成了搞资本主义。税务局说他偷税，罚他交一大笔钱，他交不出来，只好把集上仅存的几间房子卖了。从此曾经在集上声名卓著的蓝家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蓝永继只好再次回到乡下务农了。可是他务不好农。一家人只得饱一顿饥一顿地活着。现在他又要杀回宝塔集来了。可是他的造反队实在不景气，七零八落地没有多少人。与他一起下放的宝塔集人并不少，可是人家都怕闹不出名堂来，所以不肯跟着造反，而要看一看再说。蓝永继也实在没有多少办法，说是“杀”回集，没刀没枪地怎么个“杀”法？即使回来了，又住在哪里，吃在哪里？所以，也只是贴贴大字报，叫叫口号罢了。大字报上说把他们下放到农村是走资派的诡计，还叙述他们在农村的种种困苦，有不少叫人心酸掉泪之处，可是也仅此而已。 隔三拉四地，蓝永继把自己的队伍带到集上来，把公社的干部拉出来游街，骂一顿，打一顿，再高呼几句：不回宝塔集，死也不闭眼！集上人也只是看看热闹。有一些好心人还暗暗为他担心，这样闹会有好果子吃吗？可是也没有人敢去劝阻他，因为眼下时兴造反呀，毛主席号召的事还有人敢拦吗？ 这一天，蓝永继又把他的造反队拉到集上来了。走在队伍里的居然多了几个人，他那个劳改以后留在青海劳改农场的叔叔蓝虎带着老婆孩子“杀”回来了。这一回，宝塔集人更有热闹好看了。那蓝虎虽然是一个吃喝嫖赌的流氓，他的经历却富有传奇色彩。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被抓去劳改，家里丢下了他的结婚不久的爱妻“短一点儿”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可是等他刑满释放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却早已离开了宝塔集，谁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蓝虎在母亲和侄儿面前大哭一场，连夜就离开了宝塔集，说是去找妻子和女儿。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如今又突然冒了出来，还带着老婆子，怎么不叫人大感兴趣？ 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看着蓝虎，叫着他，和他亲热地打着招呼，同时饶有趣味地盯着他的老婆。那女人可真是丑得很。高大的个子像山神，脸上的线条像男人，还瞎了一只眼。记得“短一点儿”的人都说，这女人和那女人简直没法比。“短一点儿”就是有一点点瘸，脸盘身段可都是美女。蓝虎一定是没有别的办法才讨下这个女人的吧！ 蓝虎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他便离开队伍站下来大声地对街边的人说：老少爷们！我蓝虎一个人离开宝塔集，回来的时候是六个了！一个老婆加四个儿子！这五个人可都是我赚的！这是我老婆，大家觉得丑，是不是？是丑，可是心好！不像“短一点儿”，丢下我跑了！我到南乡玩长虫去找她，人没有找着，命差一点儿也送了！我被长虫咬了一口！妈的，这样的女人！还是我这个丑老婆好！不但对我好，还会生孩子。两年给我生一个儿子，生到五十岁还能生四个！八个儿子够一个班了！她能给我赚多少？老少爷们！人生在世，图个什么？还不是一个“赚”字？能赚人就赚人，能赚钱就赚钱，有赚就好！ 有人为蓝虎叫好。蓝虎的丑女人只会对大家傻笑。倒是他们的四个儿子惹人喜爱，一个个虎头虎脑的。有人问蓝虎是不是打算回到宝塔集来住，蓝虎摇头说：不回来了，不回来了！我不过是趁这机会回来看看，告诉乡亲们我蓝虎还活着。不是大家造了反，我哪有这样的机会？ 谁也说不清，蓝虎叔侄们所搞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大家都觉得眼下和从前确实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蓝虎是舍儿的干老子，游行结束的时候蓝家叔侄便到了舍儿家，顾维舜一家人自然是热情接待，留他们吃饭，叙话。 自从蓝虎走后，顾维舜一家的变化也很大。顾家的老太爷，古怪的老头顾远山在大跃进年月连病带饿去世了。顾维舜的大哥顾维尧被迁出了宝塔集，老三顾维禹蒙冤自杀了。顾维舜本人的情况也不妙，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六一年才搞了帽子。如今一家人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缩在宝塔集，过着饿不死撑不着的日子。可是顾维舜不愿意对这位不安本分的干亲家诉苦，他不想造反，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拣好事说：儿女们都大了。三女玉儿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工作，嫁了个丈夫也是大学生。二女德儿读书晚，没有能进大学，可是当上了农村中学的“耕读教师”，就是亲事还没着落。耽误了。唯一的儿子舍儿也进了高中了，如果世道平安，明年就能上大学。他说，人生在世图什么？蓝虎兄弟说图个“赚”字，可是我不想赚，我只图平安二字。蓝虎兄弟，永继侄儿，我的话也许不中听，可是我还要说，你们别闹了。谁知道上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些干部我们能斗倒？风头一过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倒霉！ 蓝虎说：二哥，你说的也在理。可是我心里就是不服气。不错，我们蓝家爷们在宝塔集上干的事不光彩，开赌馆、办妓院、吸大烟，可是我们没有害过街坊邻居啊！我们就有那么大的罪？老头子死在劳改队里，我又弄得妻离子散。大哥留下永继这一条根，年纪轻轻的该没罪吧？可是也给划了右派，下放农村，摘了帽子也不让回来。他好歹也是师范毕业生，凭啥不给安排个教师的职位？姓蓝的一辈孬就辈辈孬了不成？ 顾维舜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忍的还是忍了吧！ 蓝永继说：二叔，不是我驳你。要说忍，你该忍得不少吧？你得到了啥好处？给你摘了右派的帽子，为啥不让你再当商店的经理？为啥不恢复你原来的工资级别？ 顾维舜连连摇头：我不想当经理！无官一身轻，我吃得饱，睡得着。 一直在一旁和蓝虎的丑女人叙话的玉儿妈这时忍不住白了丈夫一眼：别说瞎话了！这些天你吃得饱是真的，睡得着是假的。天天天不亮就满街溜着看大字报，也不知你想找啥！ 蓝永继笑着说：二叔一定是当一回右派吓破了胆，怕人家再贴自己的大字报吧？放心吧，这一回搞不到你我爷们头上了，大地方人有学问，有三家村四家店的，咱们这里只外走资派。 顾维舜摇摇头：我看不是这样的。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顾维舜对于政治实在是一窍不通。他从来不懂得啥叫时代的脉搏。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运气。自从反右斗争以后，他个人和家庭连遭厄运，使他懂得了自己的运气和政治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得不关心一下政治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顾维舜就不忘天天读报，想了解这一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也没能找出个答案来。 斗争的对象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都跟自己不沾边儿。报纸上当然不断敲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自己当过右派分子，当然有关系，可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改造好了。他牢牢记住了给他摘帽子的时候领导的叮嘱：从今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他确实把尾巴夹紧了。他的处世原则是：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上头叫他干啥就干啥，决不多走半步路。上头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就马上买来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供在条几上。上头号召破“四旧”，他马上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所有可能与“四旧”有关的东西都“破”了，该丢的就丢，该摔的就掉，该烧的就烧。玉儿妈从娘家带来一个腌菜缸，是清代的陶瓷，六楞，二尺多高，青绿色的底釉上飞舞着六条黄龙，玉儿妈爱得不行，他也用石头给砸了，害得玉儿妈和他大闹了一场。最后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他一时舍不得“破”：儿子小时候穿过的黄缎子道袍和父亲留下的家谱。前者是儿子的十二个干老子的馈赠，关系着儿子的命运，后者是父亲的遗物，父亲曾嘱他将来发达之后回故乡去认宗续谱。可是在宝塔集被拆的那天晚上，他也咬着牙把它们送进了锅灶，只不过烧了之后又点上几支卫生香（现在没有敬神的香了！），对祖宗和神明作了一番祷告，祈求他们的宽恕。 顾维舜从来不参加对什么人的批判斗争，除非上头叫他去。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县里统战部长被拉到宝塔集批判的时候，他自己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而且还靠近了主席台。但是他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想去看看，这位把自己划成右派又给自己摘了帽子的大人物今天是什么模样。那位部长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穿得窝窝囊囊，稀里巴脏，眼泡也肿了，老鼠见了猫似的看着批判他的人。顾维舜碰上了他的目光，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觉得那部长在对他笑，可怜巴巴的，像讨好。顾维舜说不清心里是害怕还是欢喜，他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难道天下真的要变了？到了斗人的捱斗，捱斗的翻身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只觉得一切都乱了套。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平安无事呢？他不知道。再加上儿子舍儿不听话，参加了红卫兵，整天在外面风风火火，这些都叫他睡不着。 但是顾维舜不愿意对任何人叙说自己的这般苦恼。他认为这也可能会招惹是非。可是玉儿妈偏偏要对别人说这个。他不敢和玉儿妈顶嘴，又不愿和蓝氏叔侄谈下去，便问玉儿妈：是不是该做饭了？ 玉儿妈一撇嘴：哟！啥时候叫你为吃饭的事操心了？做一顿饭在我手里费啥事？ 顾维舜连忙赔笑：我当然知道你的手艺高。不过今天来的是远客，又是稀客，希望你做几样拿手的菜。 玉儿妈看看太阳，真到了该动烟火的时候，便下了厨房，蓝虎叫他的丑女人去帮忙，女人乖乖地去了。 蓝永继伸头往厨房看看，又凑近顾维舜的耳朵，小声地说：刚才二婶在这里我不敢说，怕她说我嚼舌头。我听说周纯一回来造反了。周纯一还提出了个口号，要从六０年算起！你说这世道是不是真要变了？ 顾维舜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是真的？这下子我们县就热闹了。这个人闹起来可没个准儿，上头能由着他这样的人去闹？ 周纯一确实起来造反了。连我和高凡都感到意外。 周纯一是我大姊夫，可是已经是多年没有走动了。开始是因为他这个老革命看不起我这个小有派，后来我摘了帽子，当了民办小学教师，他又因为自己成了反革命不愿意见我了。岂止是我，连我的父母、宝塔集人他都不肯见了。他是宝塔集的解放者，第一任长官，曾经在宝塔集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那时候他在宝塔集何等威风，无论男女老少，见了他都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叫“区长”。现在他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坐了三年牢，刑满释放，把工作也给丢了。他回宝塔集干什么？但是周纯一并没有认错。他认为自己六０年抢粮分给工人是对的。共产党打天下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快饿死了，他能见死不救吗？ 他从监牢里出来之后就把一家人带到了他的老家山区去了。那里是老解放区，他是在那里长大从那里参加革命的。他的爹妈都为革命牺牲了，是老乡们把他养大，所以他说自己是“革命的孩子”。他不怕在乡亲们面前出丑。果然，家乡人并没有因为他坐过牢而轻视他，相反，还有人夸奖他，说他是英雄。有人对他说，那里也曾经发动过“饥民暴动”，但是结果很惨，不是死于枪弹，就是在饥寒中毙命。乡亲们劝他好生种地，等待着重新出头。他们不相信那些坏事都是毛主席叫下面的人干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事实真相，非惩治那些孬种不可。 可是周纯一哪里会安心种地呢？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一有机会就要发泄。他不肯和大家一起种地，偏偏要自己开荒种药材，结果被当做资本主义整了一顿，他骂了一顿娘。他还写信给当了大官的家乡人，骂他们忘了本。说老区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一进城就忘了他们。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冒牌货，老子才是真的，却被开除了。幸亏中国人有点乡土观念，看在他爹娘的分上，没有人和他计较，只说他受到过刺激，精神不大正常了。所以他有了一个绰号“周大傻”。他也很乐意有这样的绰号，更加装疯卖傻大吵大闹起来。有一次，他闹得过了火，对“深挖洞，广积粮”攻击起来了。他看到有人说要准备打仗，在深山老林里建起了楼堂馆所，便到那些建筑工地上大喊大叫，他说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能打仗吗？厕所比老百姓家的堂屋还要好，坐在里面屎尿也拉不出来了，还打个什么仗？人家对他说，这是为大人物指挥打仗用的，他竟然骂起粗话来了：屌！我看是穷烧！这样闹下去当然不行，当地政府只好把他关了几天，教育教育。可是一放出来，他就跑了，跑到了北京，找到了公安局敞大门硬要往里闯，要人家把他抓起来，说自己是反革命。人家和他的老家政府联系，老家人又为他遮掩，说他精神有毛病，又派人把他领回来了。那之后，我大姊和乡亲们就看着他，不让他再跑到外面去，你真疯也罢，假疯也罢，就在这山沟里疯吧，可别疯到外面去。他倒安稳了一阵。 我大姊跟着他可真吃尽了苦。她给家里写的每一封信都滴满了泪水。父母把这些信拿给我们看，叫我们写信安慰她。我们都以为周纯一真正疯了。 可是他却起来造反了！ 他起来造反的消息也是大姊写信来说的。她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周纯一再也不安分了，整天住外跑，谁也劝不住。他说这是毛主席发动的第二次革命，要把那些变了质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像他这样的好干部，出头的日子到了。他找到省城，说要找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青天书记”，要和他联合起来把全省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他找到“青天书记”了没有，谁也不知道，反正他打那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大姊要我们帮她寻找，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我和高凡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感兴趣。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怕这一次又和五七年鸣放一样是“引蛇出洞”。那时候毛主席不也是这样号召吗？叫我们给党提意见，揭露阴暗面，结果是谁听了他的话谁倒霉。大概这一回不大会有人上当了吧，所以他老人家首先发动不懂事的青年学生“红卫兵”。高凡在北京的同学来信也证明了我的怀疑。北京一些大学里又打了不少“黑帮”了。一个人一辈子上一次大当就够了，哪能再第二次上当？高凡的想法和我差不多。别看高凡其貌不扬，瘦瘦高高的个子像葵花秆子一样，头顶上还生着一小撮白毛。他可是个学哲学的料子，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他的聪明大概都藏在他那一小撮白毛里。打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警告我：不要头脑发热。他已经调到县城一中教书，学校里学生们揪老师出来批斗，也没有揪到他，因为他刚调来不久，“罪行”还没有暴露。有人推举他出来领导“文革”，他也谢绝了，谢绝的理由无可辩驳：他老婆当过右派。 但是我们也不是对文革毫不关心。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注意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小报啦，传单啦，“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啦，一堆又一堆，高凡都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高凡说，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大概只有在这样时期的小报上才能获得一点真实的知识。过去被封锁的种种情况，现在由于斗争的需要曝光了；过去只知道把别人扒光了衣服出丑的人，今天自己的衣服也被扒光了，这种人大概只有这时才会明白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人；现在是所有人头上的光环都黯然失色，只有一轮红太阳了。不知道高凡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怪论，和报上宣传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完全不同。但我又说不出他错在哪里。我只能说：好哇，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合作写一部文革史吧！ 要不是周纯一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里，鼓动我们去造反，我们会一直这样逍遥下去的。可是周纯一来了，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那是一个星期天，高凡和我们的儿子喜潮都在家里。又恰是高凡的三十岁生日，我张罗着做一点好吃的。喜潮已经七岁，乡下的孩子没得吃，饿得不行，嚷嚷着要包肉饺子。过生日要吃面条，我做几样菜吧！我对他说。他便叫着杀鸡。杀鸡就杀鸡。我捉了一只小花母鸡杀了，捺在开水里。正当我和喜潮一起蹲在地上一边拔鸡毛、一边嘻嘻地说笑的时候，一双穿着劳保棉鞋的脚伸到了我们的洗鸡盆边。我沿着这双脚往上看，便看到了周纯一的充满嘲笑的眼睛。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把盆也踢翻了，鸡倒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你这个人真坏！你来干什么？滚！喜潮愤怒地推着周纯一。我连忙拉住他：别，他是你的大姨夫。 我大姨夫疯了！喜潮叫道。 我吓得捂住了喜潮的嘴。 周纯一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眼里的嘲笑不见了，有了一点亲切。他完全像个庄稼汉了。五短身材更加粗壮，眉毛更浓，眼也更亮了。他像红卫兵似的穿起了旧军装，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他穿上军装很神气，看起来当年叫他脱掉军装去当地方官是错误的。 这是喜潮吧？走，进屋去。周纯一倒像主人了。 我叫喜潮到自留地里去把他爸爸叫回来，高凡在浇菜地。我把周纯一让进屋里。我叫他坐，他不坐，东屋西屋地观察着。我们一共三间草屋，都被他看遍了。回到堂屋，他眼里又有了嘲笑的意味。好啊，李翠，到底是知识分子，到哪里都讲个艺术性儿，你们的家比我家强多了。 我们家里有什么？不过干净一点罢了。我说。 有什么？有一点也不破的被，有帐子，还有箱子。你到我们老区去看看，有什么？有的是破烂，破烂，还是破烂！他妈的打天下不如坐天下的…… 我很不高兴，忍不住顶他一句：别忘了我当过右派，不是坐天下的！幸亏你不在台上了，要不然我这样的人大概该活不成了。 不，只要不乱说乱动，我就叫你们活得更好。不过，我要让农民活得比你们还要好，要让老区的群众活得最好。这才叫公平。现在不公平，没有公平叫什么社会主义？屌！他不论在谁面前都敢说粗话。 我冷冷地问：这该不是我的罪过吧？ 他说：这当然不怪你。都怪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忘了本了。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高凡回来了。他在门口放下水桶，问我：为什么还让大姊夫站着？我像得救似的从屋里走了出来，故意大声对高凡说：我看他是来找你的，你出身贫农啊！和我有什么好谈的？我褪鸡去了！我得重新烧水，鸡毛还没有拔尽，还要给他们泡茶。 周纯一果然是来找高凡的。他说自己是学刘备三顾茅庐来了。他如今已是淮北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总指挥，可惜文化不高，所以来请高凡做他的军师。 我能干什么？高凡说。 用得着秀才啊！周纯一热切地说。我们正在准备一次统一行动，把大跃进时饿死人的内幕彻底揭露出来。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要你去给我造革命的舆论。 高凡问：你打算怎么干呢？ 周纯一很有气度地把手一挥：这不用你问！我是打仗的出身，指挥打仗不在话下。我对你说吧！我已经串连好了。所有的贫下中农和因为反对大跃进而捱整的干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已经把艾书记抢到手里…… 怎么抢啊？高凡问。 周纯一调皮地眨眨眼睛：这还不容易？找一支贫下中农造反队，到心向东司令部去要人就是了。就说是要批斗他，他们敢不放人？不放就是包庇走资派。艾书记就是我们的材料袋。大跃进中谁个表现好，谁个吹牛说谎他都一清二楚。可惜我没有见到青天书记。 高凡！周纯一说得兴奋起来，把棉军衣的扣子都解开了，他大声地叫高凡，好像指挥官要向下级下达命令了。高凡却慢条斯理地把头转向他，间他要干什么。 我叫你去掌握造反报的大权。第一件事是出一期从六０年算起的特刊。从六０年算起，这是我们的战略口号。这个口号在我们淮北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光喊口号，我们要搞材料，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去细查，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害的惨状都收集起来，在报纸上揭露出去。别这样看着我！我现在手里还没报，但马上就有了，我们就要夺权了，要把心向东这个保皇派撇开，夺县里的权，夺报社的权。这些活动都不让你参加，你就给我准备这一期专号，还要写一篇社论，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此时的周纯一真有点大将风度。他说得连自己都着了迷，两眼痴痴地看着前方，好像已经胜利在望了。我和高凡都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到他问我们为什么不说话的时候，我才看了高凡一眼，犹犹疑疑地说：这怕不行吧？从报纸上宣传的精神看，心向东的方向是对的，三面红旗不可动摇…… 你说什么，李翠？你忘记了你的爷爷奶奶是怎么饿死的了？我问你，叫老百姓成千上万地挨饿的路线是什么红旗？别说三面红旗，八面红旗我也要把它拔了！我要让淮北的人看看，我周纯一是不是反革命！他一面说一边把手伸向我，好像要抓我的衣领，可是手伸到我的前胸又缩回去了，大概是意识到不该那么做吧，他把自己胸前的一粒扣子揪掉了。我和高凡看着他，都不说话。 给我一根针，李翠。周纯一问声闷气地说。我找了一根针递给他。他钉起扣子来了。才不过三十多岁，他的眼好像已经花了。他拿针的样子倒很灵巧。扣子钉好，他又用手揪揪，看着牢不牢，他用力过猛，扣子被他揪脱了，还从他手里掉了下来。我把扣子拾给他，说，我给你钉吧！他不吭气，还是自己钉，一针一针，钉了许多针，直到扣眼里再穿不过线的时候。扣子总算钉牢了。他将针还给我，把衣扣扣好，站了起来，说要走了。 走？还没吃饭呢！我和高凡一齐说。 我不是来吃饭的！高凡，你干不干？干，就跟我走！不干也行，只是不要出卖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夺权的消息通给心向东。他说。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高凡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周纯一好像生了气。 高凡笑了，他问周纯一：你一顾茅庐就忍不住气，哪里做得成刘备，倒像张飞。 我是干革命，不是来求你的。我说了半天，你为啥一句话不说？周纯一的语调缓和了一点。 闹不出好结果的，老周，你知道三面红旗是谁提的，彭德怀又为什么被打倒的？高凡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受了走资派的蒙蔽！周纯一听不进去。 高凡摇摇头：我看不是这。你这样干说不定要倒大霉…… 周纯一又被激怒了！倒霉也干！出一口气也好！饿死也不许造反，天底下哪有这个理？我要是抓住当年那个吹牛说谎害百姓的Ｚ书记，非把他毙了不可！ 可是小报上说，Ｚ书记上北京去了，有人认为他功大于过。我一边说一边去翻小报。 你不用翻，李翠！我知道。功大于过？屌！他有多大功，能抵上几百万人的忍饥挨饿？周纯一的嗓子都哑了。 你说什么？几百万人？高凡吃惊地问。 几百万人！全省几百万人还少吗！周纯一说。 把材料拿出来我看！这可由不得你乱说。高凡也提高了嗓门。 周纯一在自己草绿色的军用书包里翻起来，翻出一本褐色封面的小书伸到高凡的眼皮底下，我看到上面印有“绝密”二字。高凡一把把书夺了过来，我和高凡一起翻阅起来。 这是一本统计资料，记录了本省从五０到六二年的各种统计数字。凭学历史的人的直觉，我感到它非常重要。我翻到了人口统计那一页。高凡叫我拿纸笔来。 这里，把这几个数字抄下来。高凡命令我。 我抄下来，并且看懂了那些数字。从五八年到六０年，全地区人口逐年大幅度减少。而这以前，人口是递增的。一点不错，三年的“跃进”把几百万人民送进了苦难的深渊…… 高凡的脸色惨白，合上了小书，泪水从眼角里渗了出来。我却干脆哭了起来，因为我想起了奶奶爷爷和许许多多非正常死亡的熟人，想起了二呆，……啊！我恨不得嚎叫，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数字！ 你们哭什么？真是孬熊。不要哭，不要气，要向走资派讨还血债！周纯一说着把自己系在书包上的毛巾扔给我，然后又翻开高凡丢开的那本小书，叫我们看：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你们看吧！这三年哪有什么灾害呢？人祸，完全是人祸！ 我听出了周纯一声音中的眼泪，突然之间，我感到这位姊夫非常可爱。我忍不住赞他：难得你还保留这一份为民之心。 周纯一不让我赞他；好了好了，别婆婆妈妈，李翠。说吧，要不要高凡跟我干？我看看高凡，高凡向我点头，说：我跟他去吧！ 看得出高凡是动情了。他是很少感情用事的，除非到了那感情实在不能压制的时候。在几百万人民的生命面前动情是可以理解的，不然不成了冷血动物？我对他也点点头。 周纯一终于笑了，他孩子般地拍着手：李翠，把鸡汤面端出来吧！ 我们快快乐乐地为高凡祝了“寿”，他们就走了。从这以后，我们的生活又一次剧烈动荡起来。而且这动荡延续了很久很久…… 小小的宝塔集沸腾着。真是今日之天下不知是谁家的天下了。 周纯一果然夺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权，到处张贴着他们的夺权公告，不知是谁的手笔，口气很大，可是没有一句是属于自己的创造，都是从报纸上或别处的大字报上抄来的： ××县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联合了全县真正的革命 造反组织，于×年×月×日夺了县委、县政府的一切领导 权，并罢了原县委县政府领导人×××、××、×××的 官，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 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要大反党内的走资 派，大反持反，一反到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革命造反派！一切革命的、要革命的同志们！让我 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 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献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 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 万岁！ 每一张夺权公告的旁边，都贴着“心向东造反司令部”反对这一次夺权的通告。“心向东”宣布周纯一的夺权是非法的，是右派翻天的典型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心向东”要求周纯一立即从县委的大院里撤出来，交出一切篡夺的权利，向“心向东”司令部投案自首。否则，一切后果都要由周纯一们负责。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豫。 周纯一对“心向东”的警告充耳不闻。宝塔集公社贫下中农造反队不断传达着他以“总指挥”的名义发布的一号通令，二号通令……每一条通令都杀气腾腾，让人想起解放初期他在宝塔集镇压反革命时的情景。不同的只是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斗的杀的多是“国”字号的人物，现在的“敌人”却多姓“共”。宝塔集人居然不问青红皂白地执行着周纯一的命令。他们发疯似的“揪斗”“大大小小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红袖章满街，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震耳，游街示众的事不绝。连小小的街长都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斗争还会有个完？几十年的老账都给翻出来，还愁没有斗争的“炮弹”？在和“敌人”斗争方面，宝塔集人有着惊人的想象力，一点也不比当年的周纯一逊色。戴高帽子游街，拳打脚踢，捆绑吊打这些常见的手段自然一一用过；他们还用了一些别处不常见的手段，把民间艺术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使残酷斗争变成了娱乐。比如，把斗争对象化成戏台上的奸臣丑角；把他们比喻成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动物，并且用纸扎乌龟壳、狗尾巴、狼皮披挂在这些人身上。有一次他们玩了一场“大出棺”的把戏，抬一口空棺材代表冤死的人们，让“走资派”披麻戴孝当孝子，哭娘叫爹。 蓝永继换了袖章，也成了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战士了。他把当年逼他卖房补税的工商和税务方面的干部集中在一起游了一次街。好不扬眉吐气！我偷税漏税了吗？他问那些人。没有，没有，那些人回答。为啥逼我卖房？他问。这是我们的错误。人家回答。把房子还给我！他要求。你去要回来吧！人家说。他真的去要那房子，可是哪里要得回？房子已经换了主人了，也是“造反派的战士”叫“假老婆”。“假老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因为生得细皮白肉，说话行动又像女人，所以赢得了这样的雅号。“假老婆”与税务所的干部有点亲戚，所以在蓝永继被逼卖房时占了便宜，只花了三百元钱就把几间门面房子买下了。贵买贱买总是买，卖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回来？为这事蓝永继和“假老婆”结下了冤仇。 杨大傻子现在宣布他是宝塔集最早的造反派，因为是他第一个爬上宝塔把塔拆了的。那时宝塔集都还怕神怕鬼，只有他不怕。有趣的是他没有加入任何造反司令部，他给自己缝了一个袖章，上面写的是独立大队。他也不参加什么批斗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把当年害他坐牢的几个人拉出来批判，他说大丈夫不报私仇。他照样每天挎个油条筐，拉长了声音叫“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有人夸他心好，也有人笑他傻。 我不知该怎么描绘此时的宝塔集。更不知该为她高兴还是为她担忧。我只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只看不说，不搅和到任何事件里面去，以免给高凡增加麻烦。集上人都不大知道高凡在周纯一的手下当“军师”，高凡从不出头露面，我也不对别人说。有人问我，我只说他回老家看爹娘去了。 可是舍儿知道高凡在干什么。因为舍儿是高凡手下的一个兵。他跟着高凡作了不少调查，宝塔公社的调查报告就是舍儿写的。可别小看舍儿啊，他已经长大了。集上人都说，舍儿和顾维舜这爷儿俩很怪，不论是谁，一看到这两张十分相似的脸都会说：你们一定是爷儿俩！太像了！一样的高挑个儿，一样的大眼、阔嘴。隆鼻、一样的淡黄肤色。可是一旦你与这爷儿俩接触一天，你就怎么也不敢相信舍儿有顾维舜这样的爸爸！太不像了！爸爸精明能干，性格却内向温和，而且胆小怕事，处处让人；儿子呢，聪明外露，性急如火，还有一副和父亲一点也不像的大嗓门。这脾气也许来自他的母亲。舍儿自从“文革”开始就在外面东颠西跑了，不知哪一个同学送了他一件旧军装，长得盖住了屁股。那时候他说不上为啥那么起劲，只觉得有趣。平常的日子里，爹妈把他管得很严，只教他好好念书，别的啥事也不让他管。他活得舒服，但是没趣。相比之下，闹革命却有趣得多。“破四旧”那阵子，他和同学们在外面“破”够了，就“破”到家里来，爸爸妈妈找出来的“四旧”，都由他亲手破坏。那几只釉着八仙的青瓷花碗，他一只一只地摔，而且故意拿到石头上去摔，响声悦耳。每一本书上的刘少奇的画像都由他撕下来，所有“黑帮”的名字，都由他打上“×”。妈妈结婚时陪嫁的两条百褶裙，他要一条一条地剪开，是妈妈硬从他手中夺下了剪子，把裙子改成了小孩子衣服，送给他大姊了。他爹妈没有告诉他就把他的道袍和爷爷留下的家谱烧了，他可惜了很久：让我看看多好！我穿上道袍、拿着家谱去游街，让人家看看封建迷信多可笑。爹妈说他着了魔，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又说他像一条小疯狗，看见人就咬，也不问好人坏人了。可是爹妈的教训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他有了“红司令”！ 可是自从跟着周纯一造反、跟着高凡搞调查，舍儿发生了变化。他说他真正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了。为什么你们当时都不起来造反？饿死也不造反，这多傻！他不断地用这样的问题去问他的调查对象。所有的人都回答：咦！没有上头的命令，哪敢！于是他就宣传，现在毛主席号召了，起来造反吧！打倒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走资派！便有人夸他，你这个半大撅子（这里人这样叫小伙子）不赖！ 顾维舜知道儿子在干什么的时候吓得发抖。这样的材料怎么能搜集？六０年那一场灾难之后，顾维舜偶然也在挑食的儿子面前说：最好再叫你过一次六０年！可是对于他所看到的更多更广的惨剧，他却很少提起。他是右派，这种事不是他可以说的。可是现在儿子天天搜集这种材料，回到家里还找他问这问那，问张三是不是饿死的，李四是不是病死的，问得他心里直发麻。他自知自己在儿子面前没权威，所以叫玉儿妈劝儿子可别干了，可是玉儿妈和儿子站在一起，她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老人窝囊一辈子，不能让儿子再窝囊了。再说，当初那些干部也实在太恶，让他们尝尝苦头也是应该的。 顾维舜没办法治儿子就来找我，要我叫高凡把舍儿赶回家，“就说他不够格吧！”可是我到哪里去找高凡啊！我和高凡联系还要通过舍儿呢！因为有“心向东”这样的反对派，他们的行踪是半秘密的。 看报！看报！看报！ 最新出版的造反报！ 有重要消息！对走资派的血泪控诉！从六０年算起！从六０年算起！ 天刚放亮，舍儿和他的战友就在街上响起了高音喇叭。我马上披衣坐起，意识到高凡的声音来了。 翠儿姊，报纸塞在门里了！舍儿在门口叫了一声就跑走了。看报！看报！看报！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新出版的造反报有重要消息喽——”杨大傻子也吆喝起来了。 真是造反了，真是造反了！我的父母一边扣着衣扣，一边不满地嘟囔着，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一个个不顺眼，可是他的两个女婿偏偏都卷了进去，我爸说，这是他命里遭劫。 我不理他们，也顾不上洗脸梳头，就坐在门口读起报来。 全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讨还血债！ 一九六０年的悲剧空前绝后，惨绝人寰！ 这两句口号贯通了四版，而巳套红印的，叫人看着心惊肉跳。整整三个版，登载着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和翔实材料，基本上没有任何评述。可是那真正是血和泪的控诉啊！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任何文学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亲身经历过的那件事也揭露出来了。那是六０年底春天中央大员来视察的时候，地区和县里的干部为了隐瞒真相，把一些严重的浮肿病人集中起来关在一座破砖窑里，让我看守着。结果窑塌了……一个个被破窑砸死的人的名字被登了出来，我看得浑身发抖，当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我仿佛觉得对这桩血案应该负责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我真想哭，但是我没哭，眼泪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实在是太淡太淡了。 我们都干了什么啊！我不由得自言自语。 你也疯了不成，没听见你儿子叫你给他找袜子？母亲对我说。 找什么袜子？自己不会找？多大了还叫别人侍候？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对着里屋的儿子叫嚷着。我不管他，继续看自己的报纸。社论写得非常简短，题目是：《淮河，别擦干你的泪水……》为什么没用周纯一的题目呢？为了更感情一些？可是本文却写得相当理智而锋利，开头一句话就是： “到了向老百姓揭露事实的时候了，那一幕惨剧的酿 成，不是由于天灾，而是由于人祸。那些走资派当然知 道，在他们吹牛说谎，换取上峰的笑脸和赞扬的时候，成 千上万的人民默默地倒下了，来不及发一声叹息，更来不 及问一个为什么……” 高凡的手笔。可爱的高凡，没想到你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这样的。 妈，我找不到袜子……儿子在里屋哭了起来，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进去帮他找到袜子再扇他一个耳光。出来的时候报纸已经被父亲拿去了，他正戴着老花镜吃力地读着。我只好去梳洗、烧饭。 吃饭的时候，父亲满脸怒气。我一放下饭碗。他就叫我到县城去：去把周纯一和高凡给我找回来！不准他们胡闹。 怎么是胡闹呢？我说。 管自己不该管的事，不要命了？父亲抓起刚才看过的那张报，哗啦啦地抖着。 你知道，都是真事啊！我说。 真事？真事也要让人家去说！轮不上咱们出风头，咱们是什么人？你爷爷是个剃头的，我做个小买卖，国家的事从来就不沾边儿。解放前，叫我交税就交税，解放后，叫我开会我就去。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我都只管摊在我头上的那一份。你们倒好，管起上面的事来了。他们谁个当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是毛主席号召的呀！我说。 毛主席点名道姓号召周纯一、高凡了？别人咋不像他们？反正，他俩要想做李家的女婿，就得赶快给我滚回来！ 母亲劝道：叫她到哪里找？外头乱糟糟的。等几天他们自己说不定会回来的。 父亲只朝母亲看了一眼，就气哼哼地上班去了。 我的心被父亲说得七上八下的，催促着儿子快点把饭吃完，我匆匆忙忙洗了锅碗，便到街上去了，我要听听别人怎么说。 街上像过节一样热闹。不过是刚刚吃过午饭，人们就集中到街上来了。每个人都要描绘一遍自己被“看报！看报！”的喊声从熟睡中惊醒的情景，以为又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呢，原来是出了造反报！还有学杨大傻子叫喊的：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新出的造反报有重要消息——大傻子这个小砍头的叫得多欢啊！他家可没有在那年月饿死的，这就是他说的不报私仇吧？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杨大傻子吃喝着过来了，可是他的筐里已经没有了油条。 傻子，油果儿卖完了还吆喝什么啊？傻劲使的？玉儿妈和他开玩笑。 嗨，二婶，你家舍儿的嗓门比我还响，我是傻劲使的，他呢？大傻子嘻嘻笑着。 他么？是疯劲。这年头我看大大小小的人都疯了，也难怪，那些干部作下的太恶。玉儿妈说。 在一旁眯着眼站着的顾维舜忍不住拉了拉妻子的衣角，先小声说一句“别胡说”，然后又大声对大家说：也怪不了那些干部，时局走到那里，他们也没办法。 去，我不听你撰文，时局时局，啥叫时局？玉儿妈轻轻地推了丈夫一把。 眼前的情况就叫时局呀！毛主席英明伟大，发动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揭露问题是为了教育干部，只要他们知错能改，我们就欢迎他们，仍然让他们当领导。这就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顾维舜对报纸研究得透彻，所以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而且结构严密，滴水不漏。可是玉儿妈却要找他的茬儿：刚才还在家里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现在又来这里宣传政策了。我看你也是个两面派！ 听的哄然大笑，有人说：老头改造好了，将来可以当左派了。 弄得顾维舜满脸通红。他正要向大家解释什么，一支游行队伍开过来了。 看起来一切都是周纯一事先策划好了的，特刊发行的当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大造革命声势，把“心向东”的反对的声音压下去。 全公社的造反派都出动了。领头的是舍儿他们的红卫兵，他们把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制成标语牌扛在肩上，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今天的脸色特别严峻，有的还闪着晶莹的泪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 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 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一首毛主席语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天都要唱上无数遍的，都唱油了，可是今天唱的人和听的人都在歌声里注入了新鲜的感情，那已经不是歌声，而是愤怒的吼叫，还夹杂着厮杀声。 蓝永继的造反队紧跟在红卫兵的后头，他们把那篇社论的标题制成标语牌举在手里：“淮河，别擦干你的泪水！” 一阵阵的口号都像是从喉咙里喷射出来的： “向走资派讨还血债！”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派万岁！造反报万岁！向周纯一同志学习！” 周纯一成了英雄了。我跟着游行的队伍走了一段，一路上听到很多人说他的好话。 “假老婆”刚说了一句：“他解放初期杀人太多”，就被许多人围攻了很久，有人说：“假老婆”是假造反，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他在大跃进时当公社食堂炊事员，所以没有捱过饿，还把食堂的饭菜往家里带，那年头，大家都瘦了，只有他一家人养得白白胖胖，“假老婆”只得求大家原谅。要不，他就要捱揍了。 不知是谁想起了放鞭炮。一会儿，满街都是鞭炮声了。游行队伍受到鞭炮声的鼓舞，口号喊得更响，语录歌也唱得更响了。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一会儿当口号喊，一会儿当歌唱。我的头脑都给震昏了。从这节日般的气氛中我好像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是毛主席所要的文化大革命吗？它会不会是一股“逆流”啊？我再也没有兴趣看热闹了，当游行队伍路过我家门口时，我便踅了进去。 这一张造反派报所引起的震动比周纯一夺权引起的还要大。没有人说得清这两份报纸发行了多少份，只知道它确实是家喻户晓。以后几期的造反报上登满了各地造反派对它的支持和对“走资派”声讨的文稿，“革命的声势”的确是够大了。 但是它没能压住另一种声音，“心向东”的声音。“心向东”的反击也异常激烈，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告诉人们，周纯一的大方向错了，错定了！周纯一在反革命的路上越走越远，已经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因为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彭德怀是毛主席打倒的，“青天书记”是毛主席点名的。 为了回击“心向东”，周纯一“总指挥”又一次发出“通令”，要在县城召开全县造反派誓师大会，向走资派讨还血债。他要求各公社造反派尽可能多地组织群众去参加大会，并争取邻县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 蓝永继和舍儿都忙于动员组织队伍去参加大会。 我觉得有必要去找高凡了。我几乎已经断定，这样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我希望把高凡拉回自己身边，如果拉不回来，我就和他站在一起，看着他干什么，知道他想什么，我的心里才踏实啊！ 就在誓师大会召开的那天早晨，我把儿子托付给父母准备动身。疯大爷却出乎意料地来了。这么年纪的人，不在乡下养息，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做了一场恶梦，梦见张乐行拖着自己的肠子满街跑。梦一醒，我就想到来找你。书元和张队长他们说要去参加周纯一召开的誓师大会，他们叫我来看看你。疯大爷说。 哎呀，书元和队长凑什么热闹？又不是一个县！我们已经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了，不能再连累他们。我说。 疯大爷说：翠儿，一家别说两家话。自打你到咱的村里来落户，就没人把你当外人，书元把你当妹子，我把你当闺女，怎么说连累？眼前这事儿，谁说得出个是非？对你说吧，翠儿，造反报上关于塌窑砸死人的那一节正是我写的。我当时也在场，对不对？ 唉，大爷！我感动地说。 我没事儿，我只是为高凡担心哪。当年张乐行领着穷人打清兵，杀者财，落了个什么下场啊！疯大爷说。 这可不能乱比，大爷。时代不同啊！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哪有清兵和老财？高凡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揭露走资派。我也搬起条文来了。翠儿，别教训你大爷了，你大爷活了九十多岁，只懂得朝代，不懂得时代。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故事，故事虽然不同，角儿却总是那几个。 我不想再与这位前清的准秀才多说，我被他说得心烦意乱了。我劝他回到乡下去，别再出来乱跑，被人家碰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他不肯回去，他要陪我上县城，把高凡找回来。 我只得和他同行。几十里路，又没有汽车，我怕他走不动，可是他走得比我还快。一路走，他一路唠叨。 现在叫大字报，以前叫揭帖。他说，我不搭碴儿。 周纯一有一点像当年的张乐行，就是乐老头，都是为穷人出气。可是乐老头死得惨啊！凌迟，还用铁钩子从他的肛门里捅进去，把肠子都钩出来了…… 这事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今天听起来都叫人身上发毛。我制止他，别说了，大爷。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说了叫人心里难过。唉，就像那歌谣里唱的： 看看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太阳从此失了光。 他竟然小声地唱起莲花落来，而且唱出我的眼泪！ 大爷啊！我在恳求他了。他这才真的闭上口。 我们不再说话，不停歇地朝前走，太阳正中的时候，县城到了。我在县城读过几年中学。可是如今的县城叫我迷路。鼓楼一类的古代建筑拆除了，好像大海里撤掉了航标。到处都是大字报，贴在墙上的，挂在楼上的，铺在地上的。结果每条街都变得一模一样。 我无心细看那些大字报，可是疯大爷却不住地东张西望。 看啊，看啊，那上面写的是啥？疯大爷突然惊慌地拉住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前看，看到了一幅巨大无比的标语，从一座三层楼的楼顶直垂挂到楼底，拖到地上。那标语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打倒周纯一，揪出他的黑后台艾××！标语下围了很多人，因为那楼的墙面上还贴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我一句话没说，就推着疯大爷朝那标语走去，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 “艾××的狐狸尾巴被我们抓住了！” 原来是艾书记给周纯一的一封密信落到了“心向东”的手里。艾书记被周纯一夺到手以后，为了不被“心向东”再夺回去，他们便把他藏在远离县城的一个村庄里。周纯一和他联系就通过“信使”。为了保密，除了周纯一和“信使”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他住在哪里。可是“信使”出了问题，他向“心向东”投诚了。 艾书记的信被全文公布还加了批语： 纯一同志： 来信收悉。知道你们已顺利地夺了权，非常兴奋，热 烈地祝贺你们！（批：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 就要拥护人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走资派艾×× 为周纯一的夺权鼓掌叫好，周纯一的夺权性质不是昭然若 揭了吗？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我同意你对以后战斗的部署。今后的任务确实是千方 百计巩固已经夺到的权利，利用这个权利把对修正主义分 子×××、××、×××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我会给你 准备有关材料的。（批：艾××会准备什么材料？向无产 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炮弹吧？）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提出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一）更加放手发动群众。可以动员广大贫下中农进 城示威游行，让城里人知道我们是贫下中农的真正代表。 我们党夺取政权靠群众，今天巩固政权也要靠群众，这个 法宝很灵啊！（批：这一条不但暴露了艾××挑动群众斗 群众的恶毒用心，还直接违背了中央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 精神。） （二）立即着手解放干部的工作。我们的干部大多数 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依靠他们，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更深 入地发展下去。与走资派斗争的最有力的炮弹在他们手里。 这一条切切注意，别让“心向东”占了先啊！（批：他们 是要解放干部吗？不，他们是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三）对“心向东”要进行分化瓦解。应该承认，虽 然他们与我们观点不同，但也是造反派，而且是我县最早 的造反派组织，对他们完全否定，不利于我们团结群众。 当然，此事应看准时机，操之过急倒可能弄巧成拙。（老 孤狸艾××，我们不会上你的当！“心向东”坚如磐石， 任何人也不能动摇！）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你的战友艾×× 真是太糟了！这种时候出现这封信对周纯一他们无疑是致命的一击。现在，哪一个造反派组织敢对走资派表示同情和亲近呢？何况是“战友”关系！现在的“走资派”就是抗战中的日本鬼，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无心细看其它的大字报，我要马上找到高凡，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拉起他就跑，跑到宝塔集或者我们的生产队，然后永远不再让他出来。我后悔不该让他出来，周纯一想干就让周纯一去干好了，天下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也许周纯一只是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却是想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利。 好不容易，我找到了周纯一和高凡工作的地方，可是找不到他们，问谁谁都不知道他们人到哪里去了。大会是下午三时才开，他们不会这么早就到会场去了吧？我问一个男人，他不回答我，却鬼鬼祟祟地打量我，问我是他们的什么人，我讲了自己的身份，他向我冷笑着说：快回家抱床被来吧，准备送他们进监狱！你是谁？我问，他又冷笑一声，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断定他是“心向东”的奸细。 这个造反指挥部比牛马行市还要乱，到处是人，到处是大叫大嚷的声音，你怎么也无法弄清他们在干什么和说什么。我决定不再找人了。 这时我才发觉，我把疯大爷丢了。他一定还在那里看大字报。我便沿着来路去找。可是我走不到那里了。一支又一支的游行队伍阻挡了我。看旗号既有周纯一的队伍，也有“心向东”的队伍。我只好拣了一支周纯一的队伍跟过去。 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群众游行队伍。简直像接受检阅似的。人们臂膀挽着臂膀，有节奏地喊着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可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周纯一，好样的，我们坚决支持你！”遇到“心向东”的队伍时，他们的口号喊得更响。双方用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交战，还好没有动手。 我跟着他们来到原来的鼓楼所在地，如今叫人民广场了。就在当初鼓楼的地方搭起了一座高台，式样很像天安门的主席台，只不过是灰色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了对付“心向东”的破坏，誓师大会提前召开了。我站的地方离主席台很远，只能看见台上有许多人，都看不清人脸，我猜想周纯一和高凡都在上面。 《东方红》的音乐刚刚放完，高音喇叭里就响起了周纯一的声音，“把走资派×××、××、×××……押上台来！”我怀疑我是听错了，那一串人名中有艾书记。 台下有人叫喊：把艾××推到前面来，让我们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周纯一的声音：艾××，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是艾××……是艾书记的声音，听得出他在发抖。 这是怎么回事？是周瑜打黄盖？是丢卒保帅？抑或是可耻的出卖？我糊涂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我觉得眼睛也模糊了。只听见一阵阵骚动的吆喝声：跪下！叫艾××跪下！揍他！狠狠地揍他！要文斗不要武斗！揍！揍！不要打人！不要打 台下的有争着往台上挤，台上扭打成一团，都带着红袖章，也不知是谁打谁。我的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好像时光倒退了几十年，退到了当年斗争恶霸地主的时候，多么相像啊！ 什么人推了我一下：还不快跑！打死人了！ 谁？打死了谁？我懵懵懂懂地问。 管他是谁！ 大家都在跑，有的往里跑，有的往外跑，我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跑。 同志们！战友们！不要乱跑！有反革命破坏！有反革命破坏！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周纯一用话筒喊话，声嘶力竭也压不住阵脚，人们还是要跑。 我被一群奔跑的人挟出了会场，挟到了一个小巷子里，我只有找一个墙角暂时躲着。 怎么样，怎么样了呢？我问任何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 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我。 疯大爷呢？我又问。 谁是疯大爷？你这人是不是病了？人家以为我被吓疯了。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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