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
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
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
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
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
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
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
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
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
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他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
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漏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
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
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
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
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
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
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
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
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
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
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
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荡；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
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
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
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
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
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
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
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
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
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
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
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
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
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
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欲
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
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
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
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
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
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
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
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
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
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
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
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
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
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
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
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
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
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
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
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
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
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
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
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
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
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
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
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
——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
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
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
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
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
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
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
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
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
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
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
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
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
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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