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
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
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
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
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
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
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
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
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
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
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
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
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
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
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
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
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
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
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
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
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
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
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
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
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
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
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
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
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
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
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
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
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
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
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
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
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
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
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
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
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
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
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
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
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
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
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
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
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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