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
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
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
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
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
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
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
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
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
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
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
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
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
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
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
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
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
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
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
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
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
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
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
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
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
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
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
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
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
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
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
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
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
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
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
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
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
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
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
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
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
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
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
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
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
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
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
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
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
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
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
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
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
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
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
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
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
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
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
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
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
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
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
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
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
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
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
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
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
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
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
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
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
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
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
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
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
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
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
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
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
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
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
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
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
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
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
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
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
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
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
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
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
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
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
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
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
《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
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
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
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
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
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
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
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
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
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
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
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
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
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
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
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
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
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
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
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
《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
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
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
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
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
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
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
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
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
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
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
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
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
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
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
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
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
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
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
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
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
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
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
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
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
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
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
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
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
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
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
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
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
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
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
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
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
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
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
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
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
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
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
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
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
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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