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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很深的。昼间想，静夜思，有烦恼后的思考，也有思考后的更烦恼。再宽的草地也有边，可心中的迷茫是无边的，南下何处觅坦途？ 这时，尽管张国焘的密探把朱德的行动监视得好像是严严实实，但仍有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络绎不绝来探望朱总司令。李伯钊来看望朱德后不久，总政宣传队的刘志坚等人也冒着危险来看望朱德，控诉对张国焘等人的不满，询求怎样开展工作的答案，并表示要离开红四方面军。朱德说：“搞分裂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这里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朱德找到张国焘，要求对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应一视同仁，并严厉斥责那种宗派主义的山头作风。 “是我有山头思想还是你有山头思想？你总司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常。”张国焘倒咬了一口，并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又召开各种名目的“削山头”会议，对朱德发起围攻。甚至用“枪毙”相威胁，再次逼迫朱德同意“第二中央”。 朱德却嘲笑道：“你这仿照第三国际成立的第二中央，还不知道第三国际同意不同意呢？可我总觉得，第三国际也有个章法，不会同意你这样搞的。红军内部有人想杀我，我想第三国际也是不会答应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我撤你的职。” 朱德平静得像一片大海：“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不是你给的，也不是你说撤就能撤得了的。” “你这个总司令，哼！我看你霉的很，大青马跟着你都要倒霉！” “是不是有人又看上我的骡子了？” 张国焘没有回答朱德的问题，两人一言不发的又静坐在那里。在一边的警卫员听到了这些话，都明白朱德所说“骡子”的问题是指怎么回事，很多人私下四处打听和寻找那匹失踪的大青马的下落。 对于张国焘是否秘密宰杀了朱德的座骑，这是自那匹大青马失踪后多少年来就始终争论不休的一件事。康克清对此事是持肯定态度的，她有文字记载道：“张国焘让人宰了朱德的座骑，撤了他的警卫。朱德自己就曾说过这件事，说张国焘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张国焘一时没有敢对朱德下手，但对其他不顺他心的人则就手下毫不留情了。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第３０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然而，彭绍辉太不了解张国焘耳目的厉害了，有人说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如果某连队刚计划要外出采集山果去摘桃，很可能不用等到出发，就有消息直通到张国焘的耳朵里，说： “某连队正阴谋叛变，他们集体行动要‘宰焘’。” 彭绍辉的信果然没有传到朱德的手中，收信人却是张国焘。 “哼哼！这个彭绍辉看样子意见还不小哩。”张国焘手中捏着信，没有挪动半步，就把电话打了出去。 “彭绍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坐在墙角看地图的朱德听到张国焘说彭绍辉的名字，急忙问。 “一会你就明白了。”张国焘的口气异常傲慢，他并没有把信转给朱德，却是顺手丢进了一边的炉火。 朱德意识到彭绍辉很可能与刚才张国焘烧掉的这封信有关，但他绝对没有猜测到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却被张国焘这样蛮横无理地毁掉了。 不出半个小时，彭绍辉被捆绑进了总部，刚一进门，就被已经等候在门两旁的负责审讯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 彭绍辉的嘴角渗出血迹，他瞪着立在房间中央的张国焘，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与此同时，一直坐在地图前的朱德也立刻明白了刚才的一切，猛地站立起来。 一支驳壳枪顶在了彭绍辉的胸前，持枪人眼睛盯着张国焘，等候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张国焘一动眼色，驳壳枪的扳机就会在瞬间扳动。 朱德跨步来到了彭绍辉面前，右手向下一按，左手就一把将那支驳壳枪夺在手中，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一言未发的张国焘话音很小：“我让他来是找他谈话。” 朱德反问道：“我们党内有这种约同志来谈话的方式吗？ 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张国焘冷笑两声：“这种方式不妥当，那就不谈了。” 朱德立刻见机行事，一面帮彭绍辉解开绳索，一面说道： “好了，你先回去吧！” 由于朱德的干涉，彭绍辉幸免于难。张国焘也就只好作罢，但他幸灾乐祸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说我对彭绍辉抓得不对，那么你们５军团那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总要有个说法吧？” “国焘同志，你怎么这样说？什么‘我们５兵团’，‘你们５兵团’，都是红军部队，你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 “总司令，不要计较这个说法问题，我说的是那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 张国焘所说的“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也是张国焘为了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而耍弄的一个阴谋。这２０多个红军战士是第５军团的，因种种原因掉了队，被张国焘的收容队收容了，这些人若是红四方面军的，也就不会当作一回事，还可能受到特殊的礼遇。但是，富于想像力的张国焘知道这件事后，马上便联想到了别的，把电话打到了第５军团保卫局。 接电话的是保卫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嘴巴刚张开，张国焘在电话里就骂上了：“你给我滚开！让你们局长亲自接电话。” “谁的电话？”听到有电话，急忙从房间外跑进来的欧阳毅局长问。 “听口音是总政委。” “你马上到总部来，我有急事找你！”张国焘的话就是命令。 欧阳毅局长赶忙到了总部，张国焘劈头盖脸连问了几个为什么：“一个、两个掉队这不稀奇，３个、５个掉队也不算什么。可这２０多个人掉队，应该有个什么说法？他们又同是一个军团的，你说这是为什么？据说他们还向北走了一段，这又是为什么？” “总政委说的那２０多个掉队人员的事，我们调查过了。”欧阳毅明白了张国焘所问的问题，刚才紧张的心情放下了，但仍谨慎地回答：“这些人是零星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有两个人在路上迷了路，向北向南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寻找部队的途中到一家藏民家中吃了点炒面，饭前就付了钱，更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这些临时汇集到一起的掉队人员，能坚定信心赶队，说明他们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谈不上准备武装叛乱，因此，也就不能断定他们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混蛋！你怎么能为一个反革命组织集团辩护！”张国焘突然大发雷霆：“就凭你刚才这些话，我看你欧阳毅就是假革命，反革命！” 张国焘随说着，就把手枪从腰间掏了出来，对准了欧阳毅。 “我……我……”欧阳毅顿时被惊呆了。在场的许多人都急忙向后闪去，因为大家都明白，敢于当面顶撞张国焘的人真是太鲜见了。就是背后议论，也往往会暗中送了性命，何况当面顶撞，现在又是枪上膛。 人们想起了那个小猴子的命运。 “住手！”一声大吼从张国焘身后传出。 “总司令！”欧阳毅和许多人叫出了声。 朱德挡在了张国焘的枪口前，严肃说道：“即使有反革命集团罪，欧阳局长也不当杀。别说这事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欧阳局长先回去，等事情再查一查后另外单独汇报。” 由于朱德的干预，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化险为夷，欧阳毅回去了。几天后，那２０多个人也回到了第５兵团各部队中。 欧阳毅从枪口下捡了一条命，而张国焘却把这笔帐暗中又累计在了朱德的名下。 张国焘本来很想借重朱德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结果看来却与其愿望相去太远。到了这时，朱德就成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这天晚上，暗淡的酥油灯下，总部的几位领导在吃晚饭。今天的晚饭之所以成了名副其实的“晚”饭，是因为这顿晚饭可说是一顿美餐，炊事员准备起来需要时间。 张国焘吆喝着：“来，先喝酒。” 一桌有鱼有肉的晚餐，在这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只有在张国焘的总部才能摆得出。闻着那诱人的扑鼻香气，许多人未动筷都已暗中吞下了一口口涎水。 朱德、刘伯承等人勉强陪笑：“来，干了这一杯。”但他们各自在心中都猜测着，张国焘特意准备的今天这顿晚饭，肯定又有什么新名堂。 “下一道菜，猪头肉！”张国焘显得有些得意，好像这道菜是他亲手烹制出来的一样。 端上来的是一个川西风味特浓的卤制整猪头，暗红色的肉皮闪亮着光泽，冒着腾腾热气，散发出卤制品特有的五香味。 “动刀子，来，一起杀！”张国焘瞥了朱德一眼。 “好，好，来，动刀子！”朱德“呵呵”地笑着，伸出了刀叉，随割随笑道：“这真得要感谢张总政委，在这人烟都稀少的地方，竟然能搞到这上好的猪头肉，我们真是口福不浅。” 其实，在这时，所有在座的人已经完全明白了张国焘这欺人太甚的含义，在欧阳毅的事上没有得到理，却刁钻地安排这猪头晚餐戏弄和侮辱朱德，以泄私愤，出口气。然而，朱德却以大局为先，忍辱负重，装作毫不知道，让一大块一大块的猪头肉先填饱肚子再说。 “来，杀猪头！”有人一杯酒还没喝下，就开始发酒疯。 “你们看这猪还是个独眼龙哩！”有人故意在杯盏中大惊小怪地喊叫。果然，大家定睛一看，这个猪头的一只眼睛塌陷了下去，肯定是在下锅前被人挖了去。 有人的目光得意地扫向刘伯承。数年前刘伯承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现在，另一只眼睛因忙于作战指挥熬夜和心中有火，布满了血丝。 “嗬！真是一个独眼龙！”有人借酒起哄，仰视着张国焘的脸色，狗仗人势发狂。 刘伯承手中刚伸向猪头肉的刀子在颤动着，刀尖碰向瓦盆边，发出“铛铛”的撞击声。 张国焘身边几个人的刀子在这一刹那间，都从瓦盆中收回到了胸前，做出了随手刺出的准备。张国焘身后的人也有准备地把短枪拉出了衣兜。 局势可谓是千钧一发，整个饭桌上只有张国焘呆在那里，似乎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真巴不得能就地来一场血战，把朱德、刘伯承当场除掉，再找几个替死鬼就可了事。 “好哇，那我们不是在吃猪肉，而是在吃龙肉了，那更是大有口福。”朱德好像是饭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割下了半边猪耳朵，放在口中大嚼起来。 桌下，朱德的大手按在了刘伯承的膝盖上，轻轻拍了两下，示意刘伯承一定要冷静。 “来，感谢总政委为我们摆下的今天这桌盛宴，干杯！”朱德提议。 随着朱德的劝酒声，大家的眼睛都重新盯上了那已被朱德、刘伯承吃的剩下为数不多的猪头肉。 刘伯承自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也敞开肚子只管吃就是了。 张国焘割下猪舌头，用刀尖挑着，吃着，离开了饭桌。 饭后，张国焘把几个心腹召集到一起，埋怨他们不会见机行事。 “你嘱咐我们，他俩一动手我们就动手。可他俩根本没有动手，我们就不好再行动了。”有人抱怨没有找到借口。“这真是个老猪头，看着老实巴交的，其实鬼点子多得很。 这么遭贱他，他竟全然不顾。”有人感到无可奈何。 “这个猪八戒太碍手碍脚了，让他在总部呆下去，什么事都给他搅黄了。许多反革命都在他的包庇下，至今得不到惩处。”有人说道，接着罗列出一大堆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保护而免遭不测的红军干部战士的名字，除上面所说的彭绍辉、欧阳毅和那２０多个第５军团的人外，还有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廖承志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长子，参加红军后对革命一直忠心耿耿，但张国焘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准备在长征途中杀害掉，只是鉴于朱德的多次干涉和警告，才未敢下手。 张国焘在思虑着，他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把朱德、刘伯承两个带“总”字头衔的红军统帅排挤出总部，把红军总部真正纳入自己的族长式统治之下。 朱德和刘伯承的如此遭遇，时在陕北的毛泽东虽然不尽全部知道，但对朱、刘两人的人身安全，毛泽东是考虑到了，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第５、第９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不需要１年时间，我们会看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安全归来。” 对于朱德和刘伯承的安全，特别是刘伯承，毛泽东和中央是有过多方面考虑的，但总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杨尚昆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就目前情况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朱总司令。危险的是刘伯承，张国焘可以秘密处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对刘伯承同志更会想到灭口。我们是否可以用原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 “万万不行！如果我们提出用某人交换，他张国焘就会很快杀死刘伯承同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他们倒是很安全的，我们装作不管不问，张国焘也就不会把刘伯承怎么样。”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推测是正确的，尽管张国焘对朱德和刘伯承恨之如骨，但终出自各种考虑，没有走向极端。 “独眼猪头晚餐”后，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张国焘见对他们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便伺机挑起各种借口，欲置死地而后快。但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也在关心和保护着他们，张国焘因此很难名正言顺地对朱德和刘伯承采取极端手段，只是变相地尽量把这两人软禁起来。 “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张国焘示意手下干将。 “先把猪头割了算了！” “不！那样影响太大，不好安顿５、９军团的人。”张国焘有所顾虑：“还是从别处动手好。” “清君侧？” 张国焘没有言语，实际是默许。 第二天，红军总部内首先爆出一条新闻：侦察科长胡底突然在昨晚死亡！ 胡底是有着１０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北京中国大学毕业。１９３０年奉命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先后任民智通讯社编辑，长城通讯社社长，经常来往于蒋介石的身边，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并保护了中共组织。他到中央苏区后，任红１军团保卫干事，国家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察部部长，红军工作执行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司令部特派员，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等职。就是这样一位曾使蒋介石胆颤心惊的情报专家，突然倒在了红军自己的情报部门中。 总部内小道消息频飞，人们在私下议论：“昨天晚饭时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胡底？是不是那个公开说张主席是军阀，是法西斯的人？” “就是他。”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那可是个大侦察英雄，情报专家，蒋介石都杀不了的人。” “不说了，不说为佳，不说最好。免得引火烧身。” 胡底被张国焘派人秘密毒死了，朱德闻讯后感到非常忧虑，赶快悄悄嘱咐一些对张国烹不满的人：“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 总部第三局是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在平时就对张国焘存有不满，而通讯联络局长这个位置与胡底的总部侦察科长职务同样是个重要的上通下达要害部门，张国焘的下个目标已经盯上了这里。 朱德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火速把伍云甫找了来，嘱咐道：“这几天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闹，这个张独裁巴不得你带头闹，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借口。要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斗争又要团结，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独裁者张国焘怎能容得下，被陷害死了。要注意保护自己，保留革命力量。” “曹里怀同志怎么样了？” “情况也非常危险！”朱德说：“这些被张国焘抓住把柄的同志，危险性很大，我们要设法保护他们免遭杀害。” 曹里怀原是红５军团参谋长，因为对张国焘有意见，已被削掉兵权，调任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国焘多次有意拉拢曹里怀，但曹里怀都表现得不冷不热。１０月底，曹里怀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忍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另外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不料这消息被张国焘的耳目侦探到了，最后查出消息是来自曹里怀。而曹里怀只“供认”这消息是他传出的，却坚决不愿再株连别人，始终没有说出这消息来源于机要科。张国焘只好把曹里怀以“泄露军事机密，扰乱军心罪”暂时关押起来，准备从中清查更大的后台。 紧急军事会议上，张国焘宣布要对“严重泄露军事机密”的曹里怀严加惩处，言下之意就是公开判处死刑。“我坚决不同意！”朱德霍地站立起来：“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话，你安他个反革命的罪名，他够不上。他这个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要置他于死地？” “他泄露军事机密！” “军事机密？红军打蒋介石的胜利捷报也是机密？笑话！我们还恨不能让这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全世界呢！” 朱德的话说得张国焘无言。 “反正他是违反了纪律，要关他的禁闭。”张国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要下来。 朱德松了口气，当务之急是他张国焘不开杀戒就好。 “这个老猪头和独眼龙碍手碍脚的，不能让他们再在总部，支到一边去算了。”又有人向张国焘建议。 这也是张国焘正在思考的问题。 “一前一后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分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这个主意不错。对，把老家伙弄到最前沿去，他不是愿意带兵打仗吗？就成全他，满足他的要求。”张国焘很得意这个一前一后“安置方案”。 “还是张主席英明，这也正是三十六计第三计啊！” 张国焘没有言语，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政治家就得做到“干了的绝对不能说，说了的绝对不能做”。 果然，“安置方案”很快就下达了，朱德被通知派到前方部队；刘伯承接到通知，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 临行前，刘伯承悄悄对朱德说：“总司令，多多保重。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现在情况很严重了，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还要放血祭奠他们第二中央的旗帜。” 朱德紧紧握着刘伯承的手，声音也很低沉，但异常地坚定，他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不能忍耐，就不能取得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伯承同志，你要多多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张国焘走了过来，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别的原因也向朱德和刘伯承话别。 刘伯承翻身上了马，向着朱德叮嘱道：“总司令多保重，天气变化大呀，何况是高原的天气！” 朱德挥手致意，他明白刘伯承的话中话。 远处站了许多人，向这边眺望，有人在啜泣，有人在低吟： “来时草正青，忽尔遍地金！朔风时怒孔，银霜更加身。夜月照雪地，牧马五更惊！草木本弱质，何能胜此任？憔悴形于色，精髓取之尽，何时甘露降，青上更加青！” 朱德加入进南行的队列。南下红军的步伐加快了。 道路两旁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 “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逃跑主义！” “打回老家去！” “把红旗插到成都！” 许多红军战士不明上层斗争的真相，也只好随大部队一起踏上南返的艰辛路程。那些从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寻找救星——“朱毛”的战士，在这时有的在自言自语：“朱总司令还在，我就跟着走。” “朱、毛分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有些不明党内斗争真情的红军战士这样说。 队伍中响起了《为成都而战》的歌声，他们盼望着到了成都就有大米吃。看来尽管雪山皎洁，草地翠绿，但并没有多少人喜欢雪山草地。 朱德来到前线部队指挥所，有了与广大指战员接触的机会，心情更加开阔了。一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听说朱德到了前线后，也先后来看望朱德，述说自己心中的委屈。随左路军行动的第５、第９军团的指战员，在这时怨气甚大，有的提出：“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人说：“张国焘要拦我们，我们就同他拚了！” “不能意气用事，我们是红军队伍，不是军阀部队。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德循循善诱地开导红５军团的指战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有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同他斗争，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５军团能攻善守，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不能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到红四方面军连队中，与战士们谈心交心，多说鼓励的话，讲得最多的也是红四方面军作战中的长处。广大指战员由衷尊重这位总司令，连过去那些曾经侮辱过朱德的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 张国焘的耳目把朱德的言论传回到总部。张国焘闻言表情平淡，说：“那是可以的，还行。他到哪里都是在讲团结，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就让他呆在前沿阵地吧，有仗打时就让他先上，他对付四川军阀是有办法的。有什么情况就赶紧向我报告。”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两个方面军分裂才１个月，许多问题已露端倪。南下的红军队列中，有不少人是白天面向南方大步进军，月夜下却是翻转身来仰视北斗，既有陈伯钧的静夜泪思，也有李伯钊的祈盼和祷告。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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