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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说周作人从孔融走向陶潜的路，那是六年前，当周某发表五十自寿诗时说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见我前年写给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从陶潜转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毕竟走上蔡邕的路，我们做朋友的，又有什么话说呢！ 切切实实的说，我是反对所谓“隐逸”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应当奉献自己的一切，听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紧急时，准备征集令下，也当投笔掮枪去。所谓“隐逸”，只是知识分子的巧妙遁词；说得老实一点，便是“临阵脱逃”，隐逸之士便是“逃兵”。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托词“消极”“隐逸”来躲避对社会国家所应负的责任：青年知识分子，借学校来逃避兵役，这都是最可耻的行为。 不过这些话，向已经出卖了灵魂的汉奸文士来说，原是多余的，我现在只想和沈先生谈谈从陶潜走到蔡邕路上的必然性。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假使淝水之战，晋军败绩，东南半壁，毕竟不保，陶潜一流人，是否依然隐逸下去，不做异族的臣仆呢？我实在不敢替他们写保单。你看南宋末年，固多忠烈之士，但山中夷齐，后来食元代之禄的如许衡、赵复，不在少数；满清入关，下首阳的夷齐且不去说他，即如顾亭林那样的大志士，也不能禁他自己的外甥徐乾学做满清的开国元勋。民族国家观念如此薄弱，儒家的社会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点保留着。所以周作人做汉奸，陶潜变成了蔡邕，并非意识上的实变，周作人之心安理得，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全不觉得难为情的。 爱惜周作人的，都希望周作人爱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已经出卖了灵魂，爱惜他的人，还希望大家原其心迹，不要太严苛地责备他，有的还用种种话替他维护，沈先生说他老了，不免具浮沉自如之感了，即是一种维护。我们应该原其心迹，替他维护吗？不能，万万不能。王夫之论蔡邕的出处，有一段话，我以为不妨提出来读一读，他说： 史记董卓之辟蔡邕，邕称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 邕惧而应命。此殆惜邕之才，为之辞以文其过，非果然也。卓 之始执国柄，亟于名，而借贤者以动天下，盖汲汲焉。…… 力任桓灵宦竖之政，窃誉以动天下。蔡邕首被征，岂其礼辞 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言也。且使卓而言此 矣，亦其粗犷不择，一时突发之词，而亦何足惧哉，申屠蟠 不至，袁绍横刀揖出，卢植力阻宏农之废，郑泰阻用兵之 议，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辞，未至如数子之决裂，而何 为其族矣？邕之始为议郎也，程璜之毒，阳球之酷，可以指 顾杀人，而邕不俱，累及叔质，几同骈首以死而不惧，何其 壮也。至是而馁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宦官之怨愤 积，而快志于一朝，髡钳之危辱深，而图安于晚岁，非俱祸 也。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于是而其气馁 矣，以身殉卓，贻玷千古，气一馁而即于死亡，后谁与恤其 当年之壮气哉！ 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1940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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