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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阿来一起喝酒的时候不少，酒桌上打趣胡闹，生活里嬉笑怒骂。应一共同的朋友约请，我们专门为此谈了两次有关文学的话题，主要涉及到阿来的创作，由我做最后的整理，以至于弄成目前这个面貌。 冉云飞(以下简称“冉”)：你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出来后，形成九八年书市上的热点，十分畅销，许多人好像一下子突然知道有个名叫阿来的作家。你怎样看待这种似乎是忽如闪电的一夜成名? 阿来(以下简称“阿”)：其实你是知道的，在此之前，我出过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和诗集《梭磨河》，这两个集子，都是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这些诗歌与中短篇小说并非毫无影响，至少在接触到这些作品的那些人那里，还是有些很好的反馈与评价。所以，至少在我自己没有这种一夜成名的感觉，因为很长时间的努力，更因为自己在艺术上设定了相当的标高。当然，一部作品的流布范围，或者说一本书的发行量，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尺度。《尘埃落定》出版后，除了得到圈内人更多首肯，对纯文学作品来说，也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加上媒体也对我表示了书里书外的一些兴趣，所以给人一炮而红的感觉，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误读，也是一种美丽的误读。对这样的走红方式固然有点意外，其实就作品的品质来说，却也应算在意料之中吧。 冉：很多读者似乎被《尘埃落定》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与我们寻常生活不同的异质情调迷住了，而且不少文学圈内的人士也正在如此“误读”，尽管这是他们阅读和理解的权利。更进一步的是，据我所知将有英、法、德等语种的翻译本出版，这是否正好印证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通常说法? 阿：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我是一直不以为然的。从老派一些的文学方式出发，这种提法容易倡导一种外在的风俗化的写法。外表上具有一些现代感的，又很容易找到一些甚至一堆文化符号，弄出一大堆看似特别的东西来。文学最终是要在个性中寻求共性。所以，我并不认为《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或那片特别的地理状况的外在景观。当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一个读者有权猎获一些奇异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都市生活里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体味的东西。但我始终以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可以互相勾通的一个基础。 冉：这就是说《尘埃落定》里所反映出的困境是人类所共有的，而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我在《尘埃落定》里土司的傻儿子身上，感到了一种由本世纪以来世界小说的某种共通性，即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体现出的神秘的寓言性。而你这人物身上的寓言性与众不同之处，好像还有你们藏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 阿：你确实看得很准。 我在八十年代曾写过一个短篇《阿古顿巴》在《西藏文学》上发表，可惜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像维吾尔族有智者阿凡提一样，我们藏族也有个智者阿古顿巴代表民众的愿望。体现着民间话语。世界上的少数民族的文学最为兴盛的就是民间的口头文学，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赓续下来,我想你们土家族也是如此(我们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就更是如此��冉注)。尽管我提到阿古顿巴这样的智者，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群人在后面追着阿古顿巴，他眼看没有逃路，在一小片树林里，就抱住了其中最高大的一棵树。追的人不明就里，便问因由，阿古顿巴说，你若不把树抱住，树就要倒下来。于是那些追他的人，便纷纷将树抱住，趁他们不注意，阿古顿巴已然逃跑。我认为阿古顿巴这种智慧就是一种民间的十足稚拙风味的智慧。我在一首诗里写过“不是思想的思想，不是智慧的智慧”，指的就是这种东西。《尘埃落定》里我用土司傻子儿子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角度，并且拿他来作为观照世界的一个标尺。这也许就是受像阿古顿巴这种稚拙智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口头文学它不可能像编年史那般有序，更不是对官方价值观念亦步亦趋的阐释。它所体现的东西，筒单点说，一切都是这么近，一切都是那么远。一个人的记忆就是整个部族的记忆。这些记忆都是一些可以随意放置的细节完整的时间碎片。关于这个，你只要看看藏传佛教寺院里的壁画立即就明白了。什么东西都在一个平面上，没有透视，就没有时间的纵深感与秩序感。昨天发生的故事仿佛是万年以前的，万年前的东西可能就在今天。于是，哪怕刚刚发生的事情，只要用了民间的故事方式，其传奇性立即就产生了。关于这个，你可以看看我刚发的一个中篇《宝刀》。 冉：你的意思是说，你用一个傻子审视事物的角度，也是一个看待世界的智慧的“笨办法”，这种“苯”当中显出相当的可爱可笑、可怜可悲乃至有些荒诞不经，就像那些常自视正常的人嘲笑土司的傻儿子一样，不知以笨制巧，这似乎有点像童话插图画家约瑟夫·黑根巴特的一幅插图画“学习害怕”。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就是我所说的二十世纪小说中世界性的寓言感。对此，卡夫卡有非常精到的表述：只要你坚持不懈地跟随了寓言，那你就成了寓言。并且你如果深入寓言，那你在寓言里就失败了，同时因为没有对手而胜利了。 阿：二十世纪小说中世界性的寓言感所带来的荒诞不经，以及对读者所带来的恐惧，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往往是被大家忽略的由布勒东所创建的“超现实主义”，应该说二十世纪的许多文艺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比如绘画、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电影等等，无不如此。的确，我也同意二十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等等，自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但另外有些作品却类同于在此基础上对已成型故事的再加工，犹如鲁迅先生所称的“故事新编”，或者借已有的故事框架进行自己的独特创作，譬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甚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我认为他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新观察及其独特复述能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 冉：你的看法非常有趣而且出人意外，因为许多人看重鲁迅《故事新编》，仅仅是为了其间所蕴合的他们所理解且需要的思想性。我最佩服的小说家博尔赫斯也表述了这种观点，我曾在《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一书里对此作过特别的申述。比如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三月四月》里将故事的开头或前提进行“可能”的生长，接着便是在其上“生长”故事，导致故事的偶然性或多重结局(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结局)，它开始的故事推到总的故事之前，仿佛使这个开始的故事成了结尾的故事，开始的故事成了故事的底牌，从而完成了一个自身叙述的循环，以至无限。这样就形成了一棵庞大的“故事树”，以至于覆盖了地球，从而证明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故事树”上各种不同故事的版本及其演变程序罢了。 阿：这就是说，作家讲故事，其实是在探讨一种可能性，每人为探讨可能性(未知的、偶然的、必然的、可以想象的、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等等)所做出的努力都并不相同。在不少评价《尘埃落定》的评语中，我个人比较看中女作家徐坤所认为的我所作的努力，是在探讨一种取胜的险道。当然这种取胜并不完全是像竞技体育那种夺冠后的胜利感。 冉：有很多人为你《尘埃落定》中语言的质感与美所折服，我甚至体味到你人物语言中诗歌的韵律感，比如“水从高处的盆子里倾泻下去，跌落在楼下石板地上，分崩离析的声音会使她的身子忍不住痉挛一下。水从四楼上倾倒下去，确实有点粉身碎骨的味道，有点惊心动魄。”其实这些特点在《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月光里的银匠》各等篇什里都有体现，只不过《尘埃落定》里是一种更为集中的体现而已。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你早年的诗歌练习，比如我至今仍记得一首《群山，或者关于自己的颂辞》，既有韵律之美，又有宗教和人类情感，我个人认为是你诗作中的成功之作。 阿：还有抒情长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等等。 据我所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及现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在写小说前或者写小说的同时，都或多或少地在进行，或者进行过诗歌写作，诗歌仿佛成了作家们写作的一个起步。或许，那种从来没有进行过诗歌写作的人所写的小说，虽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总体说来，他们的语言似乎相对粗糙(这不包括为体现人物特征所作的“故意粗糙”)，体现不出自己在小说语言上的“野心”，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种尝试与努力，就更不用说这种“野心”。我有一点这种“野心”，但远没达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 冉：一般说来，创造力强的人都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有过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弑父情结”，只不过并非生理上而是精神上的；或者有如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你在这方面感受如何?譬如你早年所写的《奔马似的白色群山》，似乎从标题上都受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的影响，影响与写作的关系，绝对值得搞创作或者研究创作的人深入思考。 阿：的确，写作是从学步到独自远行的一个漫长过程。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当然，在不久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的“精神之父”，但每一个作者的影响，换言之，对每个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我不认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色，但我喜欢他《亚当·尼克斯故事集》以及《乞力马扎罗之雪》这样的短篇。再后来，喜欢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固然有特点，但更震撼我的却是《我弥留之际》。接下来，我便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妖女》。算了，不开书单了，有博学的人，已经替我开出了一个更漫长的单子，要命的是那些作品我还认真拜读过。但是你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谁，我就无法说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对作家的喜欢在不停地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影响实在难以遽然分清彼此。 冉：诚然，一个作家所受的影响，对许多作家来说是一件秘而不宣的事情，而且就我所知，有的作家甚至故意将自己所受的影响说得轻描淡写，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或者将自己所受的影响往读者所要了解的相反方向牵引，除了作家的调皮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诚如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阿：不能排除有的作家故意模糊自己所受的影响，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有一种“影响的焦虑”，这种急欲摆脱所受影响者阴影的心情，我相信凡是搞创作并希求寻得一种对自己的超越与突破的人都曾经有过，有人甚至终身不能从“影响的焦虑”里摆脱出来，这是一种很苦恼的感受。但是一旦你从中获得了超越，取得与往常不同的独创，那么创作的快乐就已然来临。我认为我已经开始享受这种快乐。 冉：有不少作家似乎是多面手，你也不例外，早年写诗，后来写小说，甚至写过一两种电视剧本。但你好像还没有专门作过随笔或散文写作，是不是你想将自己隐藏起来，因为真正的随笔或散文写作是比较暴露自身的真实情感的，我知道你其实是一个情感内敛的人。 阿：我更愿意在作品中张扬自已.。我是很少搞随笔或者散文创作,但并不是表明我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诚如你所知，我并不善言辞，也绝非像你表现出来的那般外露，在作家中我绝对算不上能说会道的。但是因为我一直对科学及科幻都有兴趣，加之现在供职于一家科幻杂志，因此每期得在杂志上写一篇科学随笔。我准备就此作一系列的阅读与思考，以便对科学诸方面形成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随笔写作的难度实在是很大的，尤其是有关科学方面的文章，要写得好看，但又不侈言失实，便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不过，这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喜欢这种从未有过的精神挑战。因为对我来说，在上手亲自操作之前，从来没有预先懂得一件事情。我想对一个只受了很不完备教育的人来说，情况永远都是这样。 冉：或许这就是你所赞同的，探讨一种可能取胜的精神险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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